近日，笔者参加了“城市化与乡土中国”主题沙龙，有幸与《中国在梁庄》一书作者梁鸿交流，并因此拜读了《中国在梁庄》一书。梁鸿笔下的农村跟笔者调研时看到的一些“空心村”一样：“真的很凋敝。”

    追本溯源，“空心村”其实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二元化的产物。它既包括农村土地空心化、人口空心化，也包括农村产业空心化和基础设施空心化，本质上是农村地域经济社会功能的整体退化！因此，从社会学角度来讲，空心村是旧农业社会在当代中国的最后一瞥。

    当前，农村由于人口非农化转移带来了“人走屋空”，以及宅基地普遍“建新不拆旧”，新建住宅逐渐向外围扩展，导致村庄用地规模扩大、闲置废弃加剧的一种“外扩内空”的不良演化过程。据国家统计局今年4月公布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增长4.4%。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增加528万人，增长3.4%。将近1.6亿的农民工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这将要形成多少个“空心村”？

    有学者估计，目前我国6成以上农村存在“空心村”现象，更有悲观者预计，我国农村尤其是西部较为落后地区，8成以上农村存在“空心化”现象。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当今中国农村的现状，有人形象称之为，“外面像个村，进村不是村，老屋没人住，荒地杂草生。”昔日“人丁兴旺”的农村，如今剩下的多半是一些老人、小孩和留守妇女，成为了“386199”部队的大本营！

    “空心村”的形成和发展，除了对延续千年的“老有所养、幼有所依”传统家庭伦理构成巨大冲击外，还衍生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首先是造成土地的严重浪费。“空心村”占用的土地，耕不能耕，用不能用，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

    其次，导致农村社会治安形势进一步恶化。由于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很多农村家庭剩下的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这就给一些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最后，阻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空心村”的存在，使农民居住地分散散乱，村落分布面积过大，这就增加了农村进行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统一建设的难度，延缓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此外，“空心村”的大量存在还容易导致农村邻里或家族内部矛盾纠纷。由于“空心村”内的废弃宅基地多年未曾有人使用，邻居之间的土地界限必然会有些模糊。随着农村土地的日益紧张，宅基地今后必将升值，到时候这些废弃宅基地可能会引发家族内或家族间以及宗族间的矛盾纠纷。

    鉴于此，在今年两会上，不少代表在提案中呼吁，治理“空心村”已迫在眉睫。实践证明，空心村整则活、活则兴、兴则发。当前我国农村空心村整治已出现了一些典型模式，如河北省空心村整治的四种模式、上海市松江区基于“和谐理念”的宅基地置换模式、浙江省嵊州市“三方共建”模式、天津市的“宅基地换房”模式和山东德州的“两区同建”模式等。

    而在具体治理方式上，一些专家学者建议，推进空心化村庄的空间、组织、产业“三整合”，通过在农村大力发展产业，吸引农民工回乡就业。同时，改革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促进宅基地合理流转，尤其是改革现有的宅基地产权关系，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宅基地流转市场。

    不可否认，要想在短时期内解决好“空心村”问题还存在很多困难，但正如我国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所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相信走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人，一定能探索出一条“蝶变”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