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于美国华尔街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20国集团（G20）以峰会形式登上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中心舞台，成为形成中的全球治理一个新的重要组成部分。自那时以来，中国积极参与了这一进程，并努力在其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G20已成为中国参与当今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平台。

“G20是在人们普遍认为西方国家应该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负责，以及G8无力单独应对的背景下走上前台的。当G20峰会诞生之时，发展中大国第一次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之中。这无论如何是一个重大的发展，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发展中大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

从G8到G20

早前，中国曾经面临过一个问题，即是否应寻求加入八国集团（G8）。在21世纪到来前后，由于中国的经济跃升和政治影响力的扩大，这种可能性在国内外研究界和“第二轨道”对话中一再被提起，大都是以非正式的方式，讨论是否可以邀请中国加入，使G8成为G9（或再加上印度成为G10）。由于如下两个原因，中国倾向于不寻求加入G8或接受这样一种邀请。首先，中国自我认同为发展中国家，而加入G8会被认为是加入西方大国集团之举，此举在发展中国家群体内不大可能得到积极的看待。若加入G8，那便是中国自我认同的一个根本性变化，也可能被视为中国长期坚持的立场和政策的变化。“发展中国家是基础”，中国这一关键的外交政策原则将受到波及，而这是一个过于高昂的代价。

其次，不管是G8还是G9，都将是一个由西方大国主导的集团，而做一个小伙伴是中国难以接受的。另外，中国一向认为联合国是全球治理的合法机制，不希望联合国的权威因G8扩大而受到削弱。

在G8方面，由于非西方的新兴大国正在上升，世界在发生深刻变化，相比之下，G8似乎在失去势头，有日益变得无足轻重之虞。更多地与发展中大国开展交往，使之成为对话伙伴，逐渐成为G8的一种必要。自2003年法国埃维昂峰会开始，G8与五个发展中大国即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定期就重大问题举行对话。这一模式使五个新兴大国集体亮相，中国是其中之一。在此情形下，中国不需要担心因单独行动而失去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同时还可借机开展新兴大国外交。然而，由于8+5对话总是在G8峰会期间举行，对话的安排、议程设定和成果设计都由G8掌控，发展中大国基本上只能接受。在这一意义上，两个集团之间不是平等的。

2008年，西方世界爆发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而G8显然无力应对。此时，世界处于全球力量配置戏剧性的转变之中，面临紧迫的全球性挑战。在这些挑战面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建立起来的国际机构显示出了明显的无能为力、脆弱性及合法性缺失。进行深刻的改革以建立代表性更强、更为有效、合法的全球性机制，变得极为必要。在此背景下，G20的地位骤然上升，登上了全球经济和政治的中心舞台。

G20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未来

世界在迅速地发展变化。正如世行行长佐利克所指出的，“国际经济正在转变为新的多极。如今全球增长中的大约一半来自发展中经济体，而这将改变力量关系。”（《金融时报》2011年2月18日）多年来，曾不断有人指出国际货币体系所存在的弊病，出现过一波又一波的改革呼声，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凸显了问题所在和改革的必要性。然而，围绕国际货币体系应在多大程度上改革以及如何改革，各方出于复杂的考量经常存在分歧，有时还很重大。

对于G20及其在全球治理变革中的作用，人们也有不同的估价，包括对其有用性和影响的估价。例如，首尔峰会后，英国《金融时报》在一篇社论中称G20没能展现“集体领导，而是共同弃权”。然而，称其为失败毕竟言之过早，或夸大其词。G20毕竟举足轻重，匹兹堡峰会将自身定位为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也采取了一些重要行动。比如，伦敦峰会制订了1.1万亿美元的全球复苏计划，着重于各国的经济刺激举措，呼吁增加IMF可以使用的资源，扩大贸易融资。伦敦峰会还把七国集团建立的金融稳定论坛转变成了向所有G20成员开放的更具有影响力的金融稳定理事会，其任务包括指导制订新的金融监管政策，并且已经制定了关于标准和监督的协议。匹兹堡、多伦多和首尔等各次峰会就紧急粮食供应和对非（洲）农业援助等问题达成了协议。6月在墨西哥的洛斯卡沃斯举行下一次峰会。

对中国而言，首先，G20是一个重要平台。G20是在人们普遍认为西方国家应该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负责，以及G8无力单独应对的背景下走上前台的。当G20峰会诞生之时，发展中大国第一次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之中。这无论如何是一个重大的发展，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发展中大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

其次，G20地位的提升是一个积极的发展。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国际地位上升，不管未来全球经济治理将以何种方式呈现，没有中国的参与都不现实。总的说来，选择G20，在平等基础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至少利大于弊，新兴经济体作为总体将获得更大的代表性和有利地位。

第三，G20应成为一个长效机制。匹兹堡峰会后，G20开始了建章立制的过程，也进入了一个从危机应对向全球经济治理长效机制的转变。这一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初步改变了多年来发达国家垄断国际经济事务的局面，提高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为未来在更广阔的平台上参与全球治理、维护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法利益提供了可能。

最后，存在三个突出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合法性问题。众多作为非G20成员国的各国，它们的关切应得到尊重，它们的利益应得到考虑。事实是若干非G20成员国已经组成了全球治理群体，试图表达共同立场。二是G20有效性问题。G20具有应对危机的应急、仓促特征。随着危机消退，不同利益和要求的冲突便可能产生，这对G20各国继续协调其行动和政策构成了一个挑战。G20如何扩大和保持有效性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三是权力分配问题。必须共同制定方案，就金融监管、份额安排和两大机构中的投票权调整等事项作出适当安排或改进。显然，这需要时间，预计将会经历一个长期、复杂甚至艰难的进程。遗憾的是，这一定程度上已经被事实所证明，只需看一看发生在G20首尔峰会前围绕中国汇率政策的种种指责和斗争，就能理解这一点。

概言之，中国希望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的地位得到巩固，并进一步把中国的影响力转变为制度性权力。通过合理和充分利用在国际治理机构（如IMF和世行）中新增的制度性权力，中国将有可能有效维护和扩大其发展利益，并为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塑造有利的制度环境。

20国集团（G20）以峰会形式登上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中心舞台，成为形成中的全球治理一个新的重要组成部分。自那时以来，中国积极参与了这一进程，并努力在其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G20已成为中国参与当今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平台。

任晓 1965年7月生。现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目前兼任外交学院兼职教授、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美关系研究中心资深专家、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等。

迄今已出版中英文论著多种，著有英文NewFrontiers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一书（2011年美国出版），另包括专著《中美日三边关系》《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中国行政改革》等，主编或共同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新视野》《保守主义理念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等书。译著有《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