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视报道，农村儿童的群体性溺亡事件时有发生。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留守儿童远离父母监护，有如散布原野的“野草莓”。当孩子们接近危险时，无人提示，乏人搭救。威胁他们的，还不独是水与火的无情，更有心灵上的情感荒漠，他们对社会、对家庭、对父母都有严重的疏离感，甚至从极度的亲情饥渴中生出恨意。

　　在谈到孩子的话题时，媒体通常更热心关注的是，小升初拼抢、小胖墩儿现象、高校自主招生等，集中于城里孩子“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而不是农村“野草莓”们的基本生存困境。倘若任由这些“野草莓”在乡村“野蛮生长”，缺少父母关爱、缺乏安全感的他们，会不会引爆接踵而至的各种社会问题：失学、失业、失婚，家庭失和、犯罪率上升……

　　教育公平是衡量社会公平正义的一个基点。乡村大量留守儿童面临家庭资源、社会资源和教育资源的失衡，人生上升的空间逼仄。其责任不在他们的父母，而在于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对乡村的多取少予。这造成了城乡人力资源、教育资源、社会保障的巨大反差。对乡村儿童来说，暂时处于底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孤独的成长过程带来的安全感缺失、反社会倾向，更有城乡二元结构侵蚀着他们向上的希望。

　　在这样的严峻现实中，有没有更好的渠道，给“野草莓”们输送物质和精神的养分？让父母返乡显然不现实，那么，从教育入手是否可行？借着教育投入占GDP超4%的承诺在各地渐次实现，不妨由政府牵头，大力巩固并改善乡村教育，大幅提高乡村教师待遇，多种方式鼓励城市富余的人才资源向乡村教育流动，给留守儿童更多关爱和希望。

　　当下，农村学校营养午餐的试点正在进行，乡村学校的盲目撤并也得到反思。改善留守儿童的困境，我们在寄望于政府的同时，同样寄望于乡村学校和老师，他们是孩子们的文明之光和情感之烛。当年，叶圣陶、陶行知等大师级教育家，都曾身体力行从事乡村教育；不少县、乡的中小学校长，曾是当地颇受礼遇的社会贤达。今天，进一步提高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提高乡村教育的条件和质量，对于点亮“野草莓”的人生希望，至关重要。(李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