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表示，开放即给中国带来了成就，也带来了挑战。剖析原因，他说，我们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多，可是我们的货币也发的越来越多，原因就是我们在开放当中形成了由中央人民银行通过基础货币来维持中国汇率稳定机制，这个机制对于出口导向经济非常有利。但是它也带来了投放货币量偏高、偏多，然后可能影响国内的资产价格、影响消费者物价。周其仁举例表明，2002年到2010年的8年时间里，以不变价计算的GDP从12万亿增加到40万亿。他解释，“这个数据表明我们货币量的增加，广义货币量大大高于实体经济的增长，高于商品和服务的增长。这一定会对我们的市场价格、对我们的广泛的成本，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源、原料都会发生突变的影响。”

     现状：经济增长方式非调整不可

    巨大的顺差、外资、热钱进入中国会影响基础货币，进入市场以后，当某些资产不足的时候，这些资产的价格会很高的抬起，一不小心某些时段冲击消费，我们的外汇储备，从1993年180亿美元，到2010年左右的3万多亿美元。“这是巨大的成就，也预示着我们过去形成的经济增长的方式，非要做一个调整不可。如果不调整是不可持续的，带来的矛盾会把成就改变。”周其仁如此表示。

    他说，所以2003年以来，过热的现象从一个领域蔓延到另一个领域，宏观调控的任务非常重，不断出台调控市场的措施。这也是全球运动，国内的货币运动带来的必然现象；所以，我们的资产价格、房产价格有了很高的增长速度，土地价格有了很高的增长速度。这些也给我们埋下所有债务危机的基础。IMF研究部主任曾搜集了66个国家长达8个世纪的危机，表明金融危机、金融违约、债务违约在人类金融史上是经常发生的。虽然每场危机的道路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事经济的主体无论是国家、公司、个人，当好的时候会更好，当经济出现不太好苗头的时候会过于悲观，这种心理上的起伏导致在经济热的时候会过量的负下债务，会过量的承担债务的负担，但是等到经济开始往回调的时候，水落下去的时候，石头就会顶出来。“所以，就会让一些国家、一些公司、一些行业和地区的很多家庭面临债务的危险，这也是我们一直说2007年以来这场危机是资产负债国的危机，美国最厉害。”周其仁表示。

     对策：宏观调控手段充足 货币政策还有很大余地

    为什么会出危机呢？周其仁认为，就是当经济好的时候，特别是当流动性充裕，货币供应充分的时候，资产价格会往上走，越往上走会使我们的认为形势更好，这时候多负点债，甚至是谋取更多财富的手段，因为可以用负债的杠杆形成更高的资产。“但是，经济总是有起伏，当落下来的时候，资产价格是软的，这时候当资产价格往下掉到时候，负债就会成问题。”周其仁表示，这个局面在全球、在中国都形成了，因为前段发展的太多，流动性太充分，资产价格连续往上涨。

    周其仁认为， 应对资产负债危机非常重要的是两条路，一条路是稳住这个水面，不要让水面很快落下去。中国今年经济的方针是稳中求进，我的理解是首先要稳住这个水面，如果经济大幅度下去就不好，同时要好好的消化、化解高经济增长时期的债务。

    周其仁认为，经济从客观上在转，客观上是一个阶段性的变化，是我们过去成就带来的问题，不调整是没有办法持续的。他说，“未来看，宏观上看中国是不缺手段的，因为我们的货币还是做了预先的调整，由于供应量偏大，中央人民银行不断的提高准备金率。降了两次以后，中国还有20%的法定准备金率，经济下行的时间货币政策是有很大余地的，如果让这个量里头重要的一块进行结构性理顺，用来进行政策上的调整或者刺激措施，会对国民经济产生积极的作用。

      机会：加快城市化 带动消化工业品

    中国经济更重要的是因为连续过去十来年都是比较热，所以宏观调控的措施下了大力气，政府对市场实行了很多管制，如果经济下行的时候松动这些管制，不是中国的宏观面出现什么问题。中国的问题是在微观上，因为无论地区、行业、家庭、公司，在过去的高增长当中都有偏高的负债，去看看中国的电力行业、铁路部门，整个系统的负债率都非常高。地方平台的负债量也非常大。再看我们的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因为在通胀较高、增值利率甚至为负的情况下，都负债。

    现在的问题是经济走势开始发生变化，债务势头有可能在今年、明年对我们的一些行业、一些地区、一些企业产生一些严重的挑战。那么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机会在什么地方呢？有这样一组数据，中国2010年的城市化率是51.27%，就是100人当中51人进入了城镇,工业化指数是46.8%。而世界平均情况是，工业化指数26%，城镇化比率50%。也就是说相对于全球的工业化指数而言，城市化率高很多，将近高了1倍。我们再看发达国家的情况，所有中国主要贸易对手，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他们的城市化指数差不多都是工业化指数的4倍、3倍、2点几倍，在金砖五国当中，巴西的城市化率也是工业化率的3.2倍，俄罗斯1.97倍，南非1.38倍，印度1.15倍，中国是最低的，这个数据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城市化的马太小，拉不动工业化这部车。因为工业产品要经过物流、商业、服务才能变成最终消费品。

    中国的工业比例为什么这么高？因为我们是世界的工厂，或者说是世界的车间，我们是利用的世界的城市，包括香港、新加坡、洛杉矶、旧金山、纽约、法兰克福、伦敦，我们利用世界的服务力量，把中国的世界制造品推到全球市场。这个架构支持了中国过去的繁荣。但是，当世界市场低迷、需求收缩、收紧，复苏步伐缓慢的时候，这给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带来了问题，当然也带来了机会，就是中国的城镇化相对发展不足，我们还是缺足够的服务业、商业来引领中国的制造业。从这个角度看，是我们过去那个时代形成的特色，也是我们今后要抓住的机会。

    周其仁认为，中国未来的机会是两个方面。一方面虽然发达国家的市场低迷，但是不意味着全球贸易就没有机会。在俄罗斯、印度，中国制造的产品在那里的市场还是偏少，所以中国有一个向发达国家以外的市场开拓国际市场的机会，要通过更灵活的汇率机制，也要通过把中国的投资和贸易结合起来的做法。我们去新疆看，中国的西部也有很大的潜在的消费能力。另外，还有些国家基础设施、铁路运量都不够，中国的货往那里运的运输能力也不够。可能需要中国把自己的外汇储备去投资那些国家的基础设施，然后带动进口、贸易的中国制造品，中国在这里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第二个大的机会是对内。因为我们辛辛苦苦的一船一船的产品送到世界上去，我们最终还要服务于国内，造福于中国本国人民。要调整中国的收入结构、扩大居民板块的收入在国民收入当中的份额，同时还非常重要，就是中国居民已经获得的收入当中，现在还有很大一块没有实现为市场，没有构成现实的购买力。我们的商业、服务业、城市发展远远不足，因为到了今天的发展水平，工业品不能在街上就卖出去，工业要和服务结合起来变成最终消费。咖啡豆你能卖出去多少？你要卖布是卖不动的，要变成服装、变成品牌，变成个性的服务，制造和纺织业产品才能变成更好的需求。

    周其仁认为，今天，任何一个行业、工业制造，如果脱离了和服务的结合，那是很难变成需求的，而服务结合还要有空间表达，需要一套政策支持，我们现有的政策、税收对商业服务业不堪重负，这个缺陷要在今后的改革当中调整过来，加快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