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尊重事实与丰富想象相结合的精神

●科学精神是多向思维与平等讨论相结合的精神

●科学精神是坚持真理与修正错误相结合的精神

●科学精神的核心是献身精神

学一点科学知识不易，掌握科学方法更难，培养科学精神是难上加难。可是再难也得努力培养和弘扬科学精神。因为，要科学地生活离不开科学精神，要科学决策、科学管理也离不开科学精神，要科学发展更离不开科学精神。“科学”不是标签和广告。科学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科学精神是科学事业，乃至各项事业的灵魂，是第一位的。在辛亥革命之后、“五四”运动之前的1916年，中国第一个提出“科学精神”的任鸿隽有一比，他说“科学好比鲜花，从产地（国外）带回一枝一叶无济于事，应该带回种子和种植方法。”这“一”能生“多”的“种子”就是科学精神。

何谓“科学精神”？有学者检索过文献，说有五十多种解释。当然，实际上远不止于五十多种，可能更多。不过，在众多的说法中，只有深浅之分、高低之别、定义项的完整与否，而无尖锐对立。

究竟什么是科学精神？

不能一味坚持“眼见为实”

科学精神是尊重事实与丰富想象相结合的精神。科学是探索未知的。未知并不是不可知的。但这可知又决不是一蹴而就的，是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进的。要尊重客观事实，一是一，二是二。立于真实基础上的科学研究是经得起重复的，是有强大生命力的。反之，如有虚假，得出的结论便是错误的。在科学史上不是没有作假现象的。20世纪初叶，英国的“道生曙人”就是有名的伪科学。道生把黑猩猩的下颌骨加工后，冒充“古人化石”，又骗过了解剖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两位大权威的眼睛，便声称发现了人类的祖先。正当“道生曙人”轰动世界时，一位医生和一位动物学家站出来戳穿了这场编局。尤其是后来“北京猿人”的发现，有力地推动了科学战胜伪科学。还有活跃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耳朵认字”，又是上电视，又是上学术刊物，还有大人物支持，并引来一个又一个自称的“宇宙人下凡”，结果全都经不起检验，证明是弄虚作假，玩“小魔术”而已。魔术承认是以假乱真，可“耳朵认字”却把假说成真，成了科学史、社会生活史上的笑料。

科学是“老实学”，可是不等于“拣到篮子里的都是菜”，有时候甚至也不能一味地坚持“眼见为实”。看见太阳东升西落，就以为太阳是围着地球转的“地心说”，最终还是被“日心说”所代替。对所见所闻要去粗取精，甚至要对有些所谓“事实”也要来一个去伪存真。事物难免会有假象。假象不是本质。具有科学精神的人还必须学会“由表及里”。不仅如此，还要学会“由此及彼”，这就是联想。科学需要联想，甚至幻想，需要发散性思维。不然，真理到了眼皮底下也不知道去抓，不然，还会把抓到手的真理放走。古代有很多诗人到庐山，发现山上的花开得比山下晚，“山中甲子无春夏，四月才开二月花”。想像力还算丰富的诗人没回答出“为什么”。宋代具有发散性思维的沈括就不同了，他认为是“地气之不同”，即山上气温比山下低。这才讲到了点子上。思想是劳动，思想是艰苦而又自由自在的劳动。既要胆大又要心细。思想是驰骋在大草原上的野马，没有围墙的阻拦。科学精神要求人们在事实的大地上，充分展开想象的翅膀，在蔚蓝色的天空中无拘无束地翶翔。

真正的讨论必须是平等的

科学精神是多向思维与平等讨论相结合的精神。发散性思维不会是单向的，一定是多向的。多向的思想成果一定是多样、多元的。学科的角度不一样，观察的侧面不一样，研究者的素养不一样，就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学说、学派。20世纪中叶，遗传学在中国有摩尔根、米丘林两大学派，地学在中国曾同时存在板块学说、大地构造学说等五大学说，天文方面也有大爆炸宇宙学等好几派，这都是科学繁荣的标志。多元的思想成果各有长短。1973年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Merton，1910-2003）把“可怀疑性”列为科学的特点之一。“可怀疑”就是可批判，就是可证伪。知识是要互补的，思维是能够共振的。科学研究的规律要求多元认识之间要展开讨论、对话。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需要讨论。实践是科学理论之源，讨论是科学理论之流。对话必须对等。讨论，真正的讨论必须是平等的、平和的。因为真理可能掌握在权威手里，真理又往往出自于小人物之手；真理可能掌握在多数人手里，真理又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现在人们都认为爱因斯坦了不起，在2000年评选百名千年伟人时，西方一个系统把马克思评为一号伟人，把爱因斯坦评为二号伟人；另一个系统把爱因斯坦评为一号伟人，把马克思评为二号伟人。可是，爱因斯坦在提出狭义相对论之初，没人听他的。他这个年轻人只能在他瑞士租用的住处里，讲给三五个人听听。他想谋个讲师当当都很难。科学史上的大量史实告诉我们：学术需要交流，交流中难免有交锋，最后也可能达于交融。随着交融而来的又可能出现新的多样、多元，这又要求再交流、再交锋、再交融。

向真理低头就是让科学抬头

科学精神是坚持真理与修正错误相结合的精神。提出学说的人总以为自己的学说是正确的，“自以为是”是对学术的忠诚，对真理的负责。可是，“真理是过程”。任何学说都不是顶峰，都是包含绝对真理成分的相对真理，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当学说受到批评时，要认真而又冷静地思考别人的批评。在没有认识到对方批评的正确性时，不必庸俗地、违心地接受批评，允许“固执己见”；一旦认识到别人批评得正确时，就要向真理低头，与错误告别，变“自以为是”为“自以为‘非’”，心悦诚服地接受批评，万万不可坚持错误。向真理低头就是让科学抬头，是人生之大幸。坚持错误就是坚持耻辱，就是自欺欺人，就是丧失科学精神。这是说的学术。

至于学术以外的问题，科学家，伟大的科学家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对科学家的这些美中不足，从总体上要用科学精神来严格要求，但是，对科学家提出要求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套用对学术的做法。比方说，“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这个问题。如果认为伟大的科学家都是渺小的哲学家，那是对科学家的陷害。如果说，有些伟大的科学家是渺小的哲学家，那也是铁的事实。科学离不开哲学的指导。科学家假若掉进唯心论的泥淖，是危险的。可是，要求伟大的科学家都是伟大的哲学家，那也是形而上学。

献身是科学新发现的接生婆

科学精神的核心是献身精神。科学的使命是革故鼎新、推陈出新，重复老话、套话不是科学。过去，“革”谁的“故”，谁就喊痛；“推”谁的“陈”，谁就抵制。因此，马克思说：“科学的入口处，就像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这不是艺术夸张，不是耸人听闻，这是历史的总结。

历史上科学家“下地狱”有两类情况：

一种是被动的。意大利的物理学家伽里略认为地球和太阳都是运转的，被罗马宗教裁判所终生监禁。塞尔维特发现了肺循环，触犯了教会的“三位一体”，被加尔文教派一点一点地烤死。烤死比烧死更残酷。可是，在古代，被科学批判的神学就是这祥把科学家送进地狱。

再一种是主动的。那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镭的发现者居里夫人明知放射性元素会伤害身体，为了科学研究的需要，偏要接触放射性元素，结果伤害了自己的身体。丁肇中及其团队七天七夜吃在实验室，住在实验室，不出实验室，让人的生理规律服从科学实验的进程，也是对身体的伤害。真理是长在世界第三极的巅峰上的鲜花，规律是藏在地表下多少千米深的“石油”，要寻找真理、摸到规律是痛苦的。美国有位学者把这叫做“享受痛苦”。用中国的成语说，就是要以苦为乐、苦中作乐、自得其乐，以迈向真理、走进规律为人生乐趣。牺牲是科学家的成功之母，献身是科学新发现的接生婆。

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科学家都认为在科学面前不应当计较名和利。有人明确指出：科学是非营利性的。居里夫人把奖品给孩子们当玩具。古今中外有很多学者之所以断然拒绝各种各样的做大官的邀请，多是出于对学术的执着。学者要不为钱所累，不为权所赘。

如今有些学者不择手段地往官场里挤，是对学术的亵渎。官员不学无术肯定不行，但学者与官员是两个领域，能当官的未必能做好学问，能做好学问的未必能当好官。谁都知道，解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是无与伦比的高水平，可是，他的指挥能力是低得不能再低的低水平，让他当个排长怕是也当不好的。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是正常的。

为了创新，为了转型，为了驱走学术领域中的官气和铜臭气，迫切需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

(邓伟志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