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义鸿】：我们这个数据是国家人口统计的数据，我们是从公安系统和人口方面来对接的，非常准确，在数据上是精准的，因为我们了解到，要统计中国所有城市的城镇人口非常困难，但是，中国又没有很好很系统地反映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全面数据，我们其实可以算到镇，但是工作量太大，所以我们最后决定统计到县级市。

这个工作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启动“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工程”后的第一个课题，我们做完以后发现，通过大量搜索、咨询、调查，我们发现我们填补了中国在城市化率研究方面的空白，就是我们梳理了解放以后到2006年，2007年的已经做完了，到第三届峰会再发布，我们梳理了它的曲线跟中国经济发展是吻合的，跟中国社会发展是吻合的。

但是我们很遗憾，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报告里面也说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我们在采取的非农人口与总人口口径计算的城市化率，跟现实的城市化率方面有一定差距，因为流动人口很难统计。

我们分析以后出现二方面情况：第一个方面，农村人口进城打工不是被城市化，他只能说是表现为城市化，像顾云昌副会长曾引用一个农民工说过的一句话，说“中国城市土地太硬了，我盖不了房子，只有回家盖房子”。就是说一个农民工他在北京、上海、广州打工，通过五年十年的努力，挣到二三十万，但是在这样的城市他没法生存，买房子买不起，所以只有老老实实回到老家，三十万可以买个房子，可以娶个老婆，还可以买点家电，过上他自己的农村生活，但是这个农村生活比当地农民好的多，这样打工了以后挣了钱然后回去盖房子，是一种半城市化，我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

第二个现象，从农村的人可能会到小城镇生活，小城镇的人可能到县城生活，县城的人可能到地级市生活，地级市的人会到大城市生活，这是一个圈，这些人怎么统计呢？我们现在户籍制度没法统计，比如我是县城的居民被城市化到地级市了，可户籍还在县城，但是有可能我们城镇人口统计也被地级市统计过去了，因为我有固定住所，所以就出现统计的重复误差，这个很困难，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最后我们舍弃了城镇人口的统计，我们选择了偏低一点的，城市化率偏低一点的统计，而且这个数据非常完整。

我们这个城市化率数据是得到权威数据支持的，我们自己觉得这个数据不能说是权威的，只能说是代表一个方面的统计数字，或者研究报告，仅供大家参考，可能会有很多不足，但我们相信随着我们城乡二元结构，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我们相信这个城市化率的数据会越来越吻合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这是发展趋势，我们相信2007年的报告出来，2008年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

因为武汉的1+8、湖南的长株潭、重庆、成渝两型社会改革试点，包括去年的浙江嘉兴取消城市户口、农业户口二元结构，统一为城市居民；还有最近广州的户籍制度改革政策等，这些最新的数据我们不可能现在全部统计出来，因为数据有一定的滞后性。

我们相信在2010年或到2012年，随着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户籍改革的深入，我们的城市化率会跟着中国政策走向，会越来越符合中国的国情与实际。大概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就是这样子。

【记者】：刚才蔡义鸿秘书长介绍了第三届中国城市化国际峰会的内容，里面讲到2009年重点关注城市和活力城市，这些评选是不是有一些硬标准，这些标准有什么依据没有？是否参考国外一些标准？另外，这些跟建设部城建司的关注是不是一致的。我们是怎么确定重点关注城市的呢？

【蔡义鸿】：我们的重点关注城市是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针对全国600多个城市，根据地域不同，根据人口、经济发展、产业布局、未来发展、城市化率，也就是说文化、教育、交通、医疗等方面的发展。其实也可以这么讲，这个城市人均享受的教育、医疗、交通、水资源，包括GDP的水平，这些综合在一起都是我们考量的一个范畴。

我们在选择重点关注城市的时候，也感到非常难，因为全国有600多个城市，我们只能是从一些地级市，一些区里面选择，比如我们选择的江苏省徐州市，这是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要说它很发达吗？也不是，但它今后的发展，它的潜力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很有典型性，也是国家政策关注的一个重点城市。

我们会综合各方面的资源来整合这些东西，跟着国家的大政方针走，这是坚定不移的，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个选择标准，具体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