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内容辑要：
　　 中国制造刺激了境外交易部门的繁荣，推动了相关经济体的城市化更上层楼。但是，外需持续疲软，中国制造，要转向开拓内需市场，非借国内商业与服务业的跳板不可。而反映到空间布局上，这块跳板就是城市。
　　
　　周其仁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外需疲软，我国制造业面临巨大的冲击。而这也暴露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条“软肋”，即“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
　　 一般来说，衡量工业化的水平，关键指标是“工业化率”，也就是工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的比例。而衡量城市化水平，关键指标则是“城市化率”，即城市人口占全体人口的比例。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是51.3％，这是2010年人口调查的结果。同年的工业化率指数是46.8％。两率的比值（即城市化率／工业化率）为1.09。
　　 再看全球水平，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平均的城市化率为50.9％，工业化率不过26.1％，全球平均比值为1.95。发达国家的数据更大，像美国的两率比值为4.1，法国为4.11,英国为4.09，德国为2.64,日本为2.48，共同呈现出城市化率远远高于工业化率的特征。而同样作为新兴经济体，“金砖五国”中的巴西、俄罗斯、南非和印度，其比值也分别达到3.22、1.97、1.38和1.15，都比我国的高。
　　 从理论上讲，工业化活动引起人口分布的改变，在空间上总有相应的表现。城市化率大大高于工业化率，描绘的是随着工业产出占总产出比重的提高，会有高得多的比重的人口居于城市。
　　 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道格拉斯?诺斯教授，在1988年与一位合作者发现，在1970年美国的全部产出中，来自交易部门的贡献高达46%~55%，比一个世纪前的美国状况――交易部门贡献了26%的总产出――整整提升了约一倍。这意味着与“发展中的美国”相比，发达后的美国有更多的人力资源从直接生产部门转移到“交易部门”工作。后者通常聚集于城市，所以城市化率比工业化率有更快的提升。
　　 研读这项发现的时候，笔者问过一个问题：如果交易部门不是比工业生产部门更发达，美国还能拥有世界第一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吗？答案是否定的。没有更发达的交易部门，工业品无从在市场上实现转手，很快遭遇“产能过剩”，那就再也谈不到继续发展了。毕竟，工业生产流水线的技术进步可以很快，产出的规模也可以迅速翻番再翻番，可是，打通市场的“技术进步”一般就没有那么快了。简言之，是无数的“推销员之死”，才成就了现代工业革命的。
　　 对照这一观点，我国经济发展似乎是一个反例。2010年我国工业增加值总量为18.8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78万亿美元），占据全球工业总量中的最高份额，也说明“世界工厂”名副其实。可是，若论工业化推动交易部门的更快增长，以及其空间投影――城市化率更显著的上升――中国却不但敌不过美欧日本，甚至在金砖诸国中也甘居下游。这里冒出来一个谜：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率更快增长这个规律，为什么在中国的经验里失灵？
　　 笔者认为，其谜底在于开放与全球化。众所周知，当今的中国工业为全球市场供货。但是，中国制造的工业品之所以大步流星地走向世界，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世界城市体系”的帮助。离开了新加坡、汉城、东京、法兰克福等世界城市的商务、物流、技术和融资等多方面的服务，中国制造要坐上天下出口的第一把交椅，应该没有那么容易。由此可见，内地企业的“借船出海”，首先是“借城出海”。而中国制造刺激了境外交易部门的繁荣，推动了相关经济体的城市化更上层楼。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中国内地交易部门的更快增长。投影到空间表现上，中国的城市化率就没有表现出相对于工业化率的更快提升。虽然自己和自己比，近年内地的城市化率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甚至有人认为已经偏快了。可是拿全球的情况作为参照，迄今为止，还是可以在中国现状中看到“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现象。
　　 了解了上述的背景，再来看当前我国制造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就会有许多新的思考。以颇具代表性的温州制造业为例。回顾历史，温州人的本事是做市场，十万经销员打天下，进而承包商业柜台，然后搞起遍布神州的经销系统，终于带出闻名天下的温州制造业。
　　 不过，自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一方面以温州为代表的我国制造业的水平在提高；另一方面，宏观环境因素，特别是1994年中国主动大幅贬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国内工业的成本优势得以发挥，与国际市场打成一片，“中国制造”更开放地涌入世界市场。
　　 也恰恰在那一波转型当中，长三角、珠三角的制造业普遍发生了一种“流程性”的转变。原本的“以商带工”，逐渐演变成专业程度极高的“接单制造”。要明白，接单工业绝不是不要创意、设计、融资、分销、物流以及售后服务，只是无须“中国制造”亲力亲为。所有那些环节，很多甩在了境外，由“发单”的跨国公司去完成。用进废退之间，中国制造转成了世界工厂，或者更准确地描述就是成为世界的车间。但是，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外需持续疲软，已在相当程度上“接单化”了的中国制造，要转向开拓内需市场，非借国内商业与服务业的跳板不可。而反映到空间布局上，这块跳板就是城市。问题是，“世界工厂”的多年繁荣，并没有为中国备下一个消化得了超前工业化成就的国内城市。整体看去，中国城市化的小马，拉不动工业化的大车。这也就成为当前我国经济转型绕不开的一道“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