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与增长，城市化是其最大动力。最近，李克强副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演讲中强调，扩大内需将是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而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比例刚超过50%，每一个百分点增长就意味着有上千万人进入城市，具有巨大的投资与消费需求。同时也有研究表明，城镇人口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将可带动最终消费增加1.6%。

　　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第一要义，就是要打破计划年代城镇户口与非城镇户口造成的身份差别与歧视，以此来促进农村人口有序地向城市流动。当前的户藉制度改革正在走这一步，但是还不够。特别是当前大城市的户口仍然附着不少特别的权利时，户籍制度改革更是要打破这种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限制。

　　但是按照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要求，户籍放开的主要范围放在中小城市。按照这种户籍制度改革的要求，不仅会为大中城市的户籍流动创造更多的寻租设租机会，导致城市之间人口流动机制扭曲，而且也向市场表明了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发展方面是倾向于中小城市，或有人所提的城镇化。但是，从世界历史进程来说，现代国家城市化的进程基本上都是先聚集在大城市开始，然后等这些大城市发展之后才逐渐向这些城市周边扩散，以此来带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如果中国城市化进程只是限制在城镇化的取向上，希望通过创造中国城镇化来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发展中国经济，这样做可能如早年通过户籍制度制造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管理模式一样，造成中小城市，或小城市及小城镇经济发展水平与大中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

　　当前城市化的问题并非是“城镇化”，而是中小城市的居民向大城市及特大城市流动的“城市化”。由于当前户籍制度改革滞后的限制，这种城市化受到严重阻碍。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城市化就得通过重大的户藉制度改革来实现。

　　其次，中国的城市最为重要的就是，建立起全国性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让全国劳动力人口能够自由地、没有歧视地在国内劳动力市场流动。这样才能保持中国社会具有较高的流动性。

　　而正是这种较高的社会流动性，不仅将调动全国人民加大教育或人力资本投入的积极性，提高整个民族的人力资本素质，而且它也是加快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繁荣的关键所在。比如，现在许多非精英人士不断地在寻找发展新机会、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大量民营企业家涌现、大量的农民子弟进入国家公务系统等，都是这种合理的社会流动的结果。

　　第三，中国人口为何会在短时间内快速向一些特大城市集中，而不流向中小城市？这在于中国中等以下的城市，不仅经济发展程度不够或经济发展落后、文明程度较低，而且现有的政治体制结构也决定了人们在这些中小城市不容易获得应有的公平发展之机会。

　　当前中国仍然是以政府权力为主导的经济，在这种经济结构下，城市的经济发展往往不在于当地资源条件及生产力布局，而在于政府权力大小。因为政府权力成了聚集资源最有力的工具，政府权力越大所聚集的资源就越多，这个地方的经济就越容易发展，居民所面临的机会就可能越多。比如北京及中国省会城市都成了国内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而不是如美国，首都华盛顿并不是经济城市。因此，中国的真实城市化就得对政府职能重新界定，就得对现有的制度安排进行重大改革，以此来减弱政府权力对资源的主导与聚集作用，以此来培育市场机制并通过市场法则来保证城市经济发展。政府的“权力经济”不突破，要实现真正的城市化是不可能的。

　　一言以蔽之，中国需要真正的城市化，而不是“伪城市化”。只有通过一些重大的制度改革，才能打破城乡居民二元分割，让每一个农民进入城市并真正实现身份的转换，让中小城市的居民自由进入大城市；才能强化整个社会流动性而不是固化这种流动性；才能弱化政府对资源的主导而不导致“权力经济”盛行等。否则，“伪城市化”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将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