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央行已经是全球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周小川不仅是中国央行的行长，还是全球的央行行长……渣打银行在其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如此表述。

　　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末，中国央行的总资产达到4.5万亿美元，而美联储、欧洲央行同期资产规模仅分别为3万亿美元和3.5万亿美元。在存量方面，到2011年末，中国M2（广义货币供应量）的规模达到85.2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3.5万亿美元，位居世界首位。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去年末M2规模仅有9.6万亿美元。根据渣打银行的测算，2011年，中国的M2增量已经占到世界新增M2规模的52%。

　　现代快报发表财经评论员张洪文章表示，基础货币的创造有两个渠道：一是银行信贷，这主要是因为货币乘数效应。举例来说，一家银行收到1000元存款后，在扣除存款准备金（假如存准率为N）后将其贷出，这贷出的钱又进入另一家银行，银行同样在扣除存款准备金后将其贷出，周而复始，最终这1000元的存款就在市场上创造出了1000乘以N分之一元的货币量。

　　二是外汇占款。中国对外贸易在过去的30年里长期保持着顺差，为了应对巨量的外汇流入，并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从而制定了强制结汇制度，要求企业或个人在外贸中赚到的外汇必须卖给国家指定的银行，而用来购汇的人民币就叫外汇占款。根据央行的数据，截至今年2月末，中国外汇占款达255247.56亿元。这些钱进入银行信贷体系后，因为上述的货币乘数效应继续创造出数以倍计的货币。

　　理解了基础货币的投放渠道，我们就可以分析为何中国的M2增幅会如此惊人。

　　第一个原因是外贸顺差增幅惊人。为了维持稳定的汇率，央行只好源源不断地印人民币来买外汇。根据央行数据，截至2011年12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达到31811.48亿美元。这么庞大的一笔资产能拿来干什么呢？进口花不了这么些钱，国外投资也没那么多项目，拿到国内用肯定会制造通货膨胀（因为买外汇的人民币已经进入国内流通了），央行唯一的选择只好拿去买美国的国债，虽然收益率很低，但总比放在国库里缩水强。

　　第二个原因是政府出台的针对经济的刺激政策。这一政策的依据是凯恩斯主义管理需求的相关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是需求不足，所以要刺激经济增长就必须有效增加需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是这一理论的践行者。2009年，中国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蔓延带来的负面影响出台了四万亿刺激计划，通过大肆的信贷扩张来加大投资力度，使得中国经济率先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实现强劲复苏。

　　第三个原因缘于银行强烈的放贷冲动。由于国家对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的限制，利差的存在使得银行吸存和放贷的冲动很强烈。有一个数据很说明问题，即银行80%的利润来自存贷款的利差。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由于从紧的货币政策，一方面，实体经济借贷无门很缺钱，一大批中小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一方面银行控贷惜贷很赚钱，以至于有银行行长因为利润太高而不好意思公布。

　　M2总量从2001年的15万亿人民币到如今的85万亿，十年增长了近6倍，而同期GDP只增长了4.3倍。国际上通常以M2/GDP作为衡量一国经济货币化的基本指标。2011年末，中国的M2/GDP为189%，而美国等多数发达国家这一指标大都小于100%。

　　文章指出，货币超发并非没有成本，刺激政策使得中国经济实现强劲复苏的同时，也带来了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而央行不得已通过连续提高存准率和发行央票进行正回购来回收流动性。通胀使得物价飞涨，普通百姓一方面生活成本大增，一方面大量财富被悄悄转移；产能严重过剩则为下一轮危机埋下伏笔；央行对冲流动性的举措成本也很惊人。统计显示，2003年至2010年底央行对冲外汇占款的利息成本累计规模就超过一万亿元。

　　文章最后说，央行成为全球央行的“老大”，凸显的是一直以来中国以政府主导的投资来驱动经济增长的惯性是如此强烈，同时也预示着正在进行中的经济转型会很艰难。种种迹象显示，为刺激经济增长，更多的宽松政策即将推出，新一轮基础设施投资有望再次提速。如何提振内需以打破投资依赖？如何减少政府主导的投资而推动民间投资？如何在为实体经济输血的同时防止流动性泛滥？这都是亟需决策层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