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一篇文章，讲要以积极的心态面对老龄化，文章引用了一些数字，说明我国老龄化程度较之发达国家要晚几十年。比较60岁以上人口所占的比例，联合国2009年人口报告显示，排名前十名的国家的老年人口比例均已超过23％（日本29、7％，意大利26、4％，德国25、7％，瑞典24、7％，保加利亚24、2％，芬兰24、0，希腊24、0％，葡萄牙23、3％，克罗地亚23、1％，比利时、丹我和瑞士均为23、0％），我国名列65位，不到前十位国家的一半（11、9％）。文章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老龄化发展比较晚，即使到目前也并不严重，未来的发展趋势也并非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悲观，对待老龄化不要那么焦虑与慌张。

　　时下，面对社会老龄化，确有些人有着“狼来了”的焦虑与不安。这是一种过虑。实际上，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生活状况日益改善，人的平均寿命不断提高，老年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必然不断上升，老龄化是伴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生而长的。它不是“狼来了”，而是社会前进了。

　　有人所以把它看作“狼”，一个重要的关节，是由于把老年人看成是包袱和负担，看成是阻碍社会前行的绊脚石。这是一种片面的错误的看法。老年人虽然不再有年轻人的那样朝气蓬勃的锐气和精力，但是老年人饱经世事风霜，拥有年轻人不具备的经验和智慧，也自有其价值和作用，俗话说得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尽管有些老年人，特别是一些高龄老人因健康原因不再能参与社会活动，需要社会照顾，此外的大多数年老年人则因寿命的延长，还是能为社会发挥余热的。季羡林先生生前曾表示，他对报纸上天天大声叫嚷“老龄社会”，好像人一过六十就成了社会的包袱，有着极大的反感。他说，不少人虽然寿登耄耋，年逾期赜，向着百寿甚至茶寿进军，但仍然勤勤恳恳，焚膏继晷，兀兀穷年，难道这些人也是社会的包袱吗？

　　季羡林先生就是这样的老人。他逝世于2009年，享年98岁。改革开放时他已是60多岁的老人，但他三十多年的老年人生，在学术文化上继续创造了耀眼的辉煌。199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过一本书，叫做《文化老人话人生》，内中收有冰心、巴金、吴组湘、贺绿汀、薛慕桥、艾芜、臧克家、楼适夷、冯至、赵超构、钱伟长、柯灵、李霁野、萧乾等前辈为此书写的文章。当时他们都已“寿登耄耋，年逾期颐”，进入了高龄老人的行列，但都还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心著书立说，发出明亮的光与热。如今健在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生于1930年，现年82岁，仍在为解决人们“吃”的问题，继续卓有成效地向上攀登。今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建筑规划设计大师吴良镛，今年九旬，开辟了旧城民居改造的新路，入选“联合国人居奖”，赢得世界瞩目。

　　除了文化老人，其他老干部、老战士、老工人、老模范等等，也都有“余勇可贾”，他们钟情“献了青春献白发，甘洒余晖托朝阳。”随着人的寿命的延长，低龄老年人健康水平的上升，国际老年学会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老年人活到75－80岁时，其生理和心理功能，完全可能和从前一样没有多大变化。加之技术的不断发展，重劳动岗位日益减少，在不少国家，劳动生产岗位也有不少老年人的身影，老年技工深受欢迎。这就是说，老年人既可以从“文”，也可以从“武”。读《三国》，那些建功立业的将领，固然有周瑜这样的年轻人，但也有黄忠、赵云、严颜这些老年人，他们过了古稀之年都仍在战场上驰骋。

　　这些都说明，要全面看待老年人。人不可能青春常在，但可以老当益壮。不要把老年人视为社会的负担和包袱，而应一样看作是社会的创造者和推进者。关怀老人，在重视“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同时，不可忽视“老有所为”“老有所用”。时下那种一味主张老年人回家“养老”，要安于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舆论，导致老年人与社会脱离，加速老年人生态和心态的老化。2002年联合国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将“积极老龄化”作为应对21世纪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框架，强调以尊重老年人的人权为前提，以“尊严、照料和自我实现”为原则，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内中强调的是，老龄人口要积极参与到社会中去，通过参与外界活动，收获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这就需要社会改变对老年人的形象定位，积极创条件便于老年人用适合他们的方式融入社会，让他们在“有所为”“有所用”中燃烧他们的余热，而不是把他们视为“包袱”冷藏起来，窒息了他们生命的晚霞之光。

　　以积极的心态全面看待老年人，让老年人从“包袱”的形象中解脱出来，该是实现“积极老龄化”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