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钱奶奶和老伴离开他们住了半辈子的乡下的家，搬进城里与儿子一家同住。离家的时候，钱奶奶拎着大包小包，一步三回头。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钱奶奶和老伴就一直住在湖南省郴州市桥口镇的一个叫廖家湾的地方。这个昔日热闹的地方，如今变得冷清衰败，老人们住了大半辈子，近些年随着年岁渐高，相继被儿女们接往城里。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仅书写在那些带着崭新梦想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上，还映照在这些在乡村生活了大半辈子、晚年进城的老年人身上。

    钱奶奶的儿女们还依稀记得当年农忙时帮家里干活的情景，但从他们这一代开始，越来越少人愿意像他们的父辈一样，留在乡下以种橘树和水稻为生。当然，“离开这里”的想法也受到了来自父母的鼓励，在钱奶奶看来，有出息就是要进城，因为“城里人”意味着有身份、有地位、有经济能力，他们常教育孩子们说：“要发狠(方言：用功的意思)读书啊！不然以后就是种地的命，没出息！”

    回想起住在廖家湾的日子，钱奶奶无限怀念。夏夜，满空繁星，街坊四邻聚在路灯下，摇着蒲扇，拉拉家常打打牌，说着笑着到夜深。钱奶奶说，搬进城里来没什么好，邻里之间少有往来，吃的蔬菜也不放心，就是和儿女们近了，每周都能见上一次面，一起吃饭，而以前住在乡下的时候，往往一两个月儿女们才能回家看望他们。还有，以前在乡下，只有个小小的医务室，医疗设施简陋，进城来后看病方便多了。

    进城来的不止钱奶奶一家，这些年，跟他们差不多年龄，也在廖家湾住了半辈子的老街坊邻居们也纷纷进城和儿女同住。昔日热闹的廖家湾如今越搬越空，四十多户人家剩下不到一半，有些屋里常年不住人，门前都长满荒草。

    现在，农科所的橘园除了少数还由工人自己在种，多数以转包的形式转给了外来人。昔日繁荣的橘园已大不如前。由于疏于管理，加上附近新建工厂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许多橘子树都死了。以前大片大片的水田，如今也只剩下科研人员为研究用途种植的几小块田。

    这几年，廖家湾附近建起了氟化氢化工厂、炼铁厂、焦炭厂和火力发电厂，年轻人去厂里面打工，每个月能挣近两千块。“这比种橘子树好多了！”钱奶奶的女儿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种橘子如果遇到小年，一年就只能卖个几千块钱，扣除了承包费和买农药、化肥的钱，赚的钱少得可怜。即使赶上大年，三亩田能产个两万斤橘子，批发出去也就5毛钱一斤，顶多赚万把块。

    现在，廖家湾的中壮年男子只剩下不到十个，以前摘橘子时大家相互帮忙，称作“换工”，现在因为种橘子的人太少，摘橘子时必须得请工人，五六十块钱一天，每天收工时每个工人还要带一篮子橘子回去，这样，种橘子的收入就更少了。

    这并非个例。钱奶奶的故事是中国很多农村老人们现在的经历，廖家湾的景象也正在中国的许多土地上频繁上演。农村渐渐空心，农田日趋荒芜，“谁来种田”的呼喊声慢慢大了起来。根据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2011年，全国共有2.5亿农民工。这个巨大的数字背后是多少被弃耕的农田和被荒废的橘园？

    然而，局外人可以为乡村的空巢而感伤，却不能阻挡农民们对改善生活的追求。

    “出现‘无人种田’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农业的比较效益过低。”湖北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邹进泰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在我国，农业是弱势产业，计划经济时代，人为地把人固定在土地上，农民无法选择，只好种田。“但是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农业资本、劳动者都可以自由流动，农民当然愿意选择那些比较效益更高的行业。”

    日前，为破解“无人种田”、“无人养猪”的困局，国务院印发了针对全国农业“十二五”期间整体发展的《全国现农现代业发展规划》，提出要在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实行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和提高农业比较效益等方面下工夫。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向本报指出，要想把农民留在他们的土地上，还有一点至关重要。除了提高比较效益之外，如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民享有和城市居民一样的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也十分关键。

    或许只有这样，廖家湾的水田和橘林才会重新焕发生机，昔日那里动听的乡村生活交响乐才会重新响起，年轻人们开始选择在自己的家乡安居乐业，“钱奶奶们”才能在自己的家园里幸福地生活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