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这一称谓或将成为历史，今后，将称他们为“异地务工人员”。昨日，在广东省政协召开的“双转移”监督视察工作动员会上，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在汇报文件中首次正式用到“异地务工人员”提法，并透露今年全省将从异地务工人员中招录3317名基层公务员。

　　人在江湖漂，哪能没个拉风的名号？何况中国古语有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农民工这称呼究竟是褒是贬，不在于专家的生花妙笔与 灿莲之舌，而在于其扎扎实实的生存语境。这些年，呼吁删改“农民工”称谓的声音很多，譬如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曾表示，“农民工”这样的称谓本身就带有歧视 色彩，呼吁社会慎用这一称谓；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迟福林委员也表示，应早日让“农民工”这一称呼成为历史。

　　改名当然是种善意。叫起来顺口，听起来温情。但农民工自己真的很介意这个名字吗？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康厚明说，“如果待遇不平等，叫什么名称都 不是滋味，改变名称的时候更要想到实现‘农民工’的平等待遇”；胡小燕代表说得更直白，“对我个人而言的话，我觉得农民工的称呼只是个代名词，叫什么并不 重要，最重要的时同工同酬，福利待遇能够得到实惠就行了”。改名有改名的道理，但权利福利也许比身上的ID更富有价值评判色彩。譬如教师职业，虽“万般皆 下品，唯有读书高”，但“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这样的纠结，恰恰是名不副实的尴尬。实践而言，很多地方都给农民工改过名字，比如东莞的农民工曾称为 “新莞人”、深圳的农民工曾被成为“来深建设者”等，尽管心理认同感有所增强，但就农民工的处境与地位来看，似乎并没有多少明显裨益。

　　客观而言，“农民工”这个称呼，确实凸显着城乡壁垒、户籍鸿沟的意味，但此类骨子里的问题，并不是更名就可以一劳永逸。你给他更名为“幸福”， 也不见得幸福指数就蹭蹭上蹿；你叫他“上帝工”，也不见得城市就真的拿奉献青春奉献爱的民工兄弟当上帝。如果只是希图以改名的方式来调整群体间的权利与福 利落差，那么，这种掩耳盗铃的游戏顶多也只有字面上的意义。中国城市化进程过半，但平权的制度、公正的福利，尚未跟得上这样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