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意味着中国聚集在城市的人口超过了散居在农村的人口。相应的，中国治理的路径亦将产生变革——城市中国将彻底改变中国原来农村国家、农民国家的概念。

　　但现实中的中国，却每天为“城市病”所困扰，中国亟须进行一种新的城市的发展道路的思考。

　　3月中旬，在《21世纪经济报道》“国家经济地理”版创办2周年之际，本报邀请城市决策者、研究者、投资者等各界人士共同研讨，以期凝聚对城市的新共识。

　　城市化：问题不少

　　对于中国当前正在高速进行的城市化，与会专家均表示，“面临的问题不少，任务很重。”

　　现实让常东坡感到困惑。在广西玉林市挂职市长助理期间，这位城市规划学博士发现，在中国西部地区，城市化正快速推进，但一些城市或者没有城市规划、或者规划流于形式化。

　　与此同时，拆迁纠纷此起彼伏，“城中村”问题越来越令城市决策者头疼。此外，原居民问题、新进人口问题和流动人口问题，无一不是棘手之事。

　　让两院院士、原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忧虑的则是大城市的交通，如北京，交通整治近二十年，专业人士想了很多办法，但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越来越堵。

　　让周干峙感到忧虑的另一个现象，是城市规模的集聚扩大与密度的骤升，它带来的后果之一是空气质量恶化。

　　在国务院参事、清华大学教授施祖麟看来，诸多问题的产生与中国的发展模式密不可分。

　　“中国人口太多，发展太快、发展太集中——太集中的原因是不平衡，都在北上广。”施祖麟说。

　　城市研究者、《大国诸城》作者罗天昊也认可这一观点，“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战略雷同。”罗天昊。

　　罗天昊这几年走访了中国很多的城市，他发现很多城市发展战略都是以新兴产业为起点，发展高端产业、发展工业。

　　罗天昊认为这并不可取，“实际中国富有经济活力的地方都是做传统产业的地区，而所谓高端产业都是国家扶持的，效益很低。”

　　规划的不合理是造成上述问题的重要“病因”。“当前城市新区规划有个误区，政府前期不做市场调研和城市定位研究而是直接委托给设计院。”深圳王牌城市研究策划有限公司董事长上官同君说，“实际上设计院是根本做不好的。”

　　新方向：产城融合

　　行进中的城市化何去何从？

　　罗天昊认为，中国的城市发展路径应是非常多元的——既有沿海大城市、有资源型城市，还有古都型城市。

　　周干峙则认为，解决城市问题，不仅要有创新的观念，还要联系实际，解决具体的问题。

　　施祖麟强调，城市发展要与经济发展相协调。计划经济年代，中国重点发展重工业，改革开放后是轻重工业并举，现在是强调第三产业，但过去工业化发展快的时候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滞后了。

　　“城市发展必须要和工业化发展的阶段相匹配。” 施祖麟说，新城的建设必须跟产业密切结合，当前的一个趋势就是由产业拉动的新城建设，“这样就不断形成科技新城、产业新城等”。

　　中国开发区协会副秘书长周振邦对开发区发展模式变迁的观察，印证了产业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

　　1980年代初诞生的开发区，大多远离城市，作为单纯的出口贸易加工区而存在。到了2004年，业界提出开发区成为综合性多功能区的概念。如今，开发区正围绕着产业结构、民生、法制、城市的建设问题谋划——城市的功能正式被提到开发区的发展方向中来，很多高新园区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所以，今天我们来谈重新发现城市，不管发现也好、发展也好，从开发区的角度，应该成为城市化的一个核心部分。”周振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