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宝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城乡规划处处长）

　　刚才有嘉宾讲到中国的城市跟国外不同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在一个地方选择一块土地建新城。过去我们是这样做的，很多城市是这样做出来的，包括一些三线城市，当时毛泽东讲过一张白纸规划时可以画最美的画。但是最近这些年规划界，其实包括我们整个民族都在思考在国际化的前提下，到底我们做的东西有没有可持续性？可持续性除了在环境、生态下需要持续，地域特征上也需要持续性。

　　现在看来，我们实际上总体上已经不太希望在一张白纸上画一张最美的画，挪用我们所有的资源进去建立这样一个城市。举一个例子，比如像北京软件园，德国的专家来我陪他们看的时候就问，软件园所在地域的下面是什么？软件园做得像一个计算机的各个部件，计算机主机的机箱就是主楼，旁边有两个鼠标，可以有交流的空间。当然这个想法应该说还是不错的，但是德国专家马上就问到，说过去这个地方是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答上来。后来查资料，那个地区曾经是一个有4000人口的一个村子，这个村子里面的人都被因为这样的建设被移出去了，移出去以后还不是说整体的搬迁，是分配到了不同的地域。

　　这里面就有问题了，我们要回忆五年前，或者是十年前，这个地方的文化是什么？我还能不能想起那时候的小路、大树等等这些东西。所以，他的这种文化，社会意义的归属感有可能消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主流的规划思想应该是就地、就事。这个思路实际上现在也影射到刚才讲到了城乡一体发展的思路上来。现在讲到农村的发展，充分得尊重农民的意愿，充分地尊重当地的地域特点、文化特点、气侯特点去建一个城市。它是一个引导性的，不是彻底地把它翻掉重来。

　　顺便谈一点观点，刚才王轶教授从法学的角度给我们谈一下现在最热的话题，董黎明老师是从区域规划这个角度，从城镇化的进程去谈的。我们政策研究其实跟它可能接近的比较多。主要是看能不能用？现在城市化的这些，无论从战略，还是从现在的各种政策，把它叫做公共政策集合这样一个角度去看，当你把这些公共政策集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他们之间的矛盾非常多，彼此是冲突的。从政治学意义上讲，部门之间的相互制约是有利于实施的，它属于一个制衡的作用，但是如果从贯彻落实的角度上去看，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法制意义上可能没有问题了，但是法是一个体系，你留的那个口是需要国土资源部落实？还是发改委落实？跟进的法律有没有修改？这是决定他能否实施的关键？这个政策在广东省已经授权，广东省根据实际情况做条例，条例如果两年没出来也会影响这个实施。

　　总的来说，基本上都有这样的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所以，现在需要什么？我认为现在是一个需要创新的时代，无论从中央的报告、国务院的报告、领导人的讲话，还是我们政策建议里面都提出了很多关于创新的话题。这里面包括理念创新、机制和体制创新。理念创新是什么？我们回头看，当时我们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承认的是什么？是绕开了这个土地所有权的分配问题，设置了一个使用权，使用权给了你以后你可以去用，结果一下子把农村经济搞活起来。

　　我们现在讲的流转，如果你非得要把所有的根都挖出来，然后去流转，你有可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在宪法上就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执政的理念上就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非要这个胡同走到底？转过来在这上面设置什么权利？这个权利一流转，我们的所有的旗帜就都火了。这个理念创新以后，后面跟进的是一些机制，这些机制是怎么能够让保证既不突破我们原来那个底子上可能会瓦解带来的一些其它的危险，又可以把我们现在解决的问题解决掉，实际上就是一个空间创新问题。空间创新我们在规划界是怎么说的？实际上我做规划就是为了这个城市找到建设用地，大家回忆看，不管是你的总体规划、城镇体系规划这样一个高层，还是就项目规划，无非就是要找到一个建设用地，实际上就是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怎么找？

　　过去在上面有一个耕地，城市建设用地必须得要严控，可是在我们控制的时候，有一个情况，三倍到五倍这样的拓展，这个拓展是在我们原来控制的条件下完成的，而没有突破的前提下完成的。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在农村的建设用地里面也是一倍两倍地翻。既然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和从农村建设用地的缩减之间挂钩了，为什么农村建设用地还会扩张？是什么地方有问题？为什么不把它挖出来也来看看？

　　在开发区整顿的时候我就呼吁，我们不要在过去已经做好了的基础设施上在倒回来复耕，过了十年，十五年以后还会把地种过来，供这个城市建设的基本运行所使用。
　　现在我们互换的是这样一种创新，这样的创新就是说我们看土地的流转，把它分成若干个层次，我们刚才讲了，那文件里面讲的是土地承包权的流转，现在落实一下这个不能动，言外之意是什么？我想留给大家很多的遐想，这就是创新的源泉！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