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经历、家庭情形乃至社会网络，北京清洁工吕永阁的故事是可以作为亿万个底层劳动者从农村到城市社会迁移史的一个微型缩影。这样的缩影，背负着时代的宿命。我们将吕永阁进城打工的经历作为案例，并非吕永阁本身做了多么突出的贡献，她只是数以亿计的城市农民工中的一员，在她身上有闪动着这个时代里最默默无闻又是最不可或缺的，数量最大又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人们生活历程的影子，他们在城市大厦最辛苦、最危险的基底，在酸楚与欣喜之间，每日劳作，我们愿以此文献给中国城市化中不应被时代忘记的农民工。

五口人：四亩地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从中国农区的深处渐渐拉开，一个新时代的号角竟在古老的阡陌纵横间率先吹响，背负着数千年华夏血泪兴衰的黄土地和这里如黄土般厚实的中国农民，又将经历一次命运的变化。

    上世纪90年代，分田到户带来的制度红利消耗殆尽，“三提五统”之下的农民税负上升，农产品价格低迷，农民增收难成为整个90年代的政策困境。80年代原本有所缩小的城乡收入差距在90年代进一步拉大。

    在90年代的第一年，吕永阁结婚了。在河南南阳农村夫家的头几年，吕永阁和1991年出生的女儿崔佳都没有地。农村各地土地调整，一般是根据本村土地丰瘠五到十年动一下。夫家的村子由于土地紧张，调整频繁，往往不到三五年，村里调地的呼声就会很高，每当这时常会出现村民冲突。直到孩子三四岁的时候，母女才分到地，家里五口人，平均每人一亩地。但2003年公公去世后，地又被调出去了。之后家里维持四亩地的样子。像广大传统农区一样，小麦玉米是地里的主打品种，1994、1995年的时候，村里跟风大面积种萝卜、圆白菜，像吕永阁家这样的微小农，在庞大的农产品市场里，难以获得有效市场信息，凭着直觉和不知哪来的消息来种植，失败的命运是十有八九。白菜、萝卜这样的粗菜最后根本卖不出去，全都喂牛了。再后来，不知哪里说养蚕可以赚钱，大家伙又都在地里种上桑树。这回倒是挣到些钱，可过了几年，染上了病毒，蚕死了大半。

    这么折腾了几年，靠四亩地在维持糊口很困难。吕永阁印象中，结婚头几年自己从来身上没带过钱。刚结婚那会儿，发现自己公公婆婆常吃的是混了红薯粉的黑面馒头，而自己吃的是白面馒头。心里实在的吕永阁看不下去，“干嘛吗，我年纪轻轻的，你们吃什么，我吃什么，我能吃下去”！

    90年代中期，农村的税费矛盾突出，家庭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农业发展势头开始陷入僵局，农民的收入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负增长。吕永阁记得很清楚，她怀女儿那会儿，看到街上有卖苹果的，就让丈夫去买，可丈夫连两毛一斤的苹果都买不起。家里每年油盐酱醋都是在村里小卖部赊帐，到秋天卖点棉花还帐。

    到了1998年，孩子要上学了。靠种地实在没法维持一家的花销，就到南阳卖菜、卖水果。当时她一个人在南阳租了个小屋子，每天起早贪黑。收入比在家好一些，可还是很不稳定。因为没挣到很多钱，甚至连从南阳回村里的几块钱公交钱都要省。以至于常常很长时间才回一次家，而女儿是第一次与母亲分开这么久。有一次老公过来看她，吃过晚饭，说“刚才吃饭的时候没有给你说，吃完饭我给你说，孩子写了信”。女儿信里说好想妈妈。吕永阁一看信就哭了起来。

    回忆起在南阳的日子，几乎每天都在和城管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吕永阁还算灵巧，基本每次都逃脱，直到有一次三个城管把吕永阁堵住了，说“就你狡猾逮不住你，这次总算把你逮住了”。他们要吕永阁的秤，吕永阁一下把秤给撅了。城管一看这样都走开了。生了一肚子气的吕永阁回到老家继续种地，当时她想，哪怕有个地方一个月固定给200块钱，自己都会去做。

初来北京

    在女儿崔佳上四年级的时候，夫妻俩决定一起到北京打工，那是2003年。刚来的时候，工作很不好找。吕永阁丈夫总呆在家里心理压力很大，自己到私人办的职介所去找工作，交了50元钱，过了很长时间也没答复，最后被介绍去房山一个砖厂，北京的亲戚说千万别去，肯定是骗人的。

    这段时间是我们最艰难的时候，老家的女儿和老人要花钱，城市生活的成本很高。在这样的艰难中徘徊了几个月后，丈夫在邻居的帮助下开始在一个单位的食堂做饭，吕永阁当过一段时间保姆后，在北京姐姐的帮助下在清洁队工作。
    
    农民工群体是游离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在很多打工者聚集的社区，我们都看到这样的情形：亲属之间的相互接济、照料成为打工者们最坚实的生活保障网。刚开始打工那段时间，丈夫每个月挣630元，吕永阁每月挣730元。在吕永阁夫妇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是在北京打拼几年姐姐的雪中送炭，让她们挺了过来。女儿从初中到高中所有的学费都是姐姐出一半，吕永阁出一半。

    用居无定所来概括吕永阁夫妇的北京生活并不过分连他自己也记不清刚来的时候搬过几回家了。最开始是住马连道的地下室，但空气很不好，小儿子出生后，不得不再找房子。

    因为工作的清洁队负责北京西站一带，吕永阁一家几年来就在马连道一带民房区里进退辗转。很大程度上，吕永阁一家的搬迁史也折射出北京的城市变迁，吕永阁记得2003年刚搬到西站南路那边的低矮石棉瓦屋顶民房时，附近还种着庄稼。之后，大规模的拆迁先是推进到马路西边，吕永阁夫妻就搬到马路东边。2006年吕永阁回老家三个多月，回来后发现之前还是大片工地的地方，已经被崭新的高楼大厦所取代，全然辨不出以前的模样。

    不管是在丰台、大兴一带的南城，还是在海淀、昌平一带的北城，像吕永阁这样的农民工群体家庭随着北京的扩展而步步后撤。原来的城中村变成靓丽的住宅楼，然而变涨的房价和租金让普通打工群体难以承受。他们不得不在拆迁线的边缘寻找生存的空间。吕永阁们频繁的搬家也从另一个有些苦涩的视角见证着北京的城市化进程。几平方米的石棉瓦屋子、一张床，屋外加起的锅灶就是她家的全部家当。而他们住过最难堪的房子是一个大通间用高粱杆泥墙隔开。那所谓的墙，只要用手一桶就能窥到对面。

    在姐姐的帮助下，吕永阁最终在太平里小区一间顶层阁楼里找到安稳的栖息之所。然而，队里工友的居住条件这几年来仍没有太大改善。工友中租的最贵的房子是700块一个月，头对头能搁两个小床，中间拉一个帘子。工友的母亲住在一侧，工友和孩子、老公住在另一侧。其他大部分是住在城郊村的石棉瓦房或者地下室，有的还住在阴冷、闭塞的地下室二层。也有人住在郊外由废旧汽车改成的铁皮房子里，到冬天连炉火都生不了。吕永阁说，因为队友们整日干的活很脏，在家里又没法洗澡，一到夏天身上味儿就很大。

    住房条件差是一个方面，住的远又是另一个方面。队里的很多工友都住在五环以外。有一个工友住在一个小区的17层顶楼，凌晨要上班的时候，电梯还没有开，他要走下17层，再骑上一个小时自行车来上班。

    住房问题对于来到城市的打工群体来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才是真正融进城市的开始。来到北京近十年，仍然蜗居的吕永阁说“要是给我一间房，能长久地住下，就感觉家真是在北京了。”

    近年来，北京市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推进廉租房、限价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但这些住房主要是面向本市户籍人口，而整个房地产市场偏离市民实际购买能力的大背景直接拉动了租房市场的火爆，这些都加剧了像吕永阁这样的底层打工群体住房难的困境。这也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痼疾。以珠三角为例，该地区农民工有50%的人居住方式是依附性居住：居住在企业提供的员工集体宿舍、或干脆在工作场所居住。剩下的超过40%的流动人口则居住在以城中村、城郊村为主体的租赁房中，大部分地段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都不到位。

都市生计

    要在如北京生存，就要掌握各种生存诀窍，把握各种机会来降低生活成本。

    “我总是在街上，老看海报，看超市搞特价，华联这两天搞特价了，鸡腿五块五，我下班买了将近十斤。超市本来一个人限制三斤，只能买一袋，后来我把这一袋结完帐拿出来，然后让别人给我看着，我又进去拿，买了三次。我不吃，主要是孩子吃。他总说要吃红烧肉，可我哪儿有钱整天买红烧肉吃。只能哪一个超市搞特价就上哪一个超市买。”

    尽可能压缩一切开销是生活的第一原则。丈夫在单位食堂做饭，“每月交60块钱，包吃；其它的就是一百块的烟钱了”。吕永阁和丈夫两个人一月生活开支大约三百块钱。在伙食上能省则省，而对于小儿子的要求却一点也不怠慢，孩子一个人月花销就有四五百。

    “主要是在零食上，每天早饭是两块钱四个小包子加一杯豆浆一块钱，有时候喝酸奶——酸奶是哪一个超市搞特价就买哪一个。晚上有时候就是煎鸡蛋加馒?头。”

    吕永阁说自己今天只花了一块钱在吃饭上。这是怎么花的呢？“早上，我喝了一袋豆奶粉五毛钱，吃了一个馒头；邻居给我的咸菜，所以我今天等于花了一块钱。平时就是白菜煮面条。”白菜煮面条加馒头，是吕永阁的家常便饭。面条是前一阵商场搞特价时买的一大包，一直存着。白菜很多时候是邻居送的，她总会在汤里放上香菜和从老家带的香油。

    对于物价的上涨，吕永阁是有深切感受的，“孩子爱吃火腿肠，以前是9元钱一大包，现在要18元钱，整整涨了一倍”。对物价的高度敏感，迫使吕永阁把一天里每一份花销都记得很清楚。

    自1997年《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国发〔1997〕29号）颁布后，我国开始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标准的设定与保障覆盖范围目前主要由地方政府决定，但在实际操作方面，城市低保覆盖对象一直把农民工排除在外。这就使广大像吕永阁这样的农民工群体往往要通过自身努力面对经济变化。

分裂的家庭

    已在郑州念到大二的女儿今年春天开始在北京延庆的德清源蛋鸡场实习，已经能够自己挣钱，分担家里的压力。“她实习了半年挣了1万多，刚好够下一年的学费。”

    谈起女儿，吕永阁话语里充满了内疚。她还记得在南阳打工时，女儿给她写的那封信上的话：“妈妈，你在家里的时候什么都是你操心，你走后，早上没人叫我，我每天上学都是急急忙忙地往学校赶，每天都总是迟到。”

    吕永阁总是劝孩子说，你不能把我劈成两半，你看你上学得要钱，我也想在家里照顾你，可没钱就上不了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吕永阁开始外出打工的时候，孩子刚上小学，从那一年起，小崔佳就开始了离开父母自己照顾自己的日子。每天都要“急急忙忙”走上五六里路上学，回家后还要承担起照顾爷爷奶奶的责任。给爷爷奶奶做饭，教他们识字。长期的分离，让崔佳与自己爷爷奶奶的感情要比母亲更深，有时候吕永阁回家，女儿常把妈妈喊做奶奶。

    孩子的爷爷奶奶，对小崔佳也谈不上什么教育。“婆婆不识字，我公公他根本就不知道教育孩子，没有这个概念。”母亲对崔佳的教育基本上靠电话进行，在这样的周末电话中，献身说法的说教是老三篇：“我总电话里督促她好好学习，读书改变命运。”

    读书，是吕永阁这样底层打工家庭，改变自身命运几乎唯一的途径。可能是靠着母亲这样来自远方谆谆教诲的激励，女儿崔佳成绩一直不错。省级三好学生，市级三好学生是吕永阁总对外人提起的荣誉。

    吕永阁知道孩子心里有怨。这么多年吕永阁甚至没有主动提出让孩子寒暑假来北京，拮据度日的生活让她不敢提出。她知道要给久别的女儿买新衣服，可勉强度日的生活却不允许这样的奢侈。   

    有一次打电话的时候，孩子对她说“妈你以为我心里好受，每次你离开家，我都哭半个多小时”。吕永阁说孩子懂事，从不当着面哭。

    高考成绩出来了，考了510多分，让老师很意外，老师说像崔佳这样自己知道努力的孩子如果复习一年肯定第二年能考一个不错的大学。但家里条件已经不允许孩子复读了。吕永阁给女儿选了一所郑州的专科学校，专业是分数最高的动物检疫与防疫，“想让她能学个手艺，在正规的防疫站工作”。 崔佳是村里好几年来出的唯一一个大学生，在吕永阁的印象里，村里有人考上大学是十年前的事了。

    大学里， 随着近年大学助学贷款和奖学金制度的不断完善，像崔佳这样的贫寒子弟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得到国家的资助。大二时崔佳拿到了3500元的奖学金，占到了整体学费的七成。

    据统计，像崔佳这样的留守儿童，在中国有近6000万。在吕永阁老家这样典型的平原村，平时村里剩下的多是老人和小孩。这些小孩从小和父母分开，对他们成长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吕永阁举了一个身边的事：“我们村一个孩子学习特别好、拔尖的，都说这个孩子长大肯定是有出息，年年拿奖。后来，初中一年级，他父母到外边打工，一年孩子成绩就下降了。整天和班上的同学，翻学校院墙出去上网吧，父母都不管了。结果现在是倒数第一名。”

    在村里，和崔佳年龄相仿的孩子大多初中念到一半就辍学了。有些是受外部环境影响不想念了；有些是因为家里有好几个孩子，家里供不起，按吕永阁的估算，村里只有10%的孩子上到高中。

    留守儿童问题是中国户籍的另一个表现。不仅主要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没有真正放开，跨省区户籍改革更是困难重重。以广东为例。大量外来流动人口聚集在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就业，但却基本没有稳定的长久居留预期，只能每年在广东城市和内地农村之间进行往返式流动。这不仅带来了每年春运期间珠三角巨大的交通压力和移动成本，也给流动人口家庭和整个社会带来了多维度的负面影响：大量农村流动人口不得不忍受家庭分居、子女成长和教育无法有效监护、老人得不到照顾等痛苦。特别是由于父母外出打工从而无法监督子女学习，打工者子女在农村学校就读，即使是在农村的寄宿制学校就读，其心理、生理方面的发育往往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不仅对于这些孩子的前途非常不利，而且也不利于社会长久稳定和发展。根据广州日报报道，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披露了基于广东三大监狱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调查的最新数据，农民工罪犯中九成以上在26岁以下；八成犯罪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幼年时期被留守农村无人看管。

    一直读到大学的崔佳是幸运的。暑假来北京带资实习，她一个月能挣到两千多。这个现代养鸡场干净整洁，福利也不错。因为崔佳踏实努力，很快安排在技术岗位上。女儿说只要她愿意就可以继续留在厂子里。可是吕永阁还是希望女儿之后能回老家工作，“她小时时候，就没照顾他，没在她身边；等我们老了，总要回到老家，希望她能在身边。”

    即使是在当今这个交通发达的时代，外出的打工者可能因为仅仅几百公里的距离，与亲人生死两茫茫。吕永阁父亲是2008年8月去世的。3月份的时候，家里说父亲身体不好，她回家看过已经半身麻痹的父亲。进入8月份，正赶上北京奥运会连轴加班，吕永阁想回家看看老父亲的念头一拖再拖。

    到了父亲去世前一天晚上，吕永阁梦到送花的，“是特别多的白花”。第二天傍晚从幼儿园接孩子，“不知什么原因，我满头出大汗，看看别人都没事”。吕永阁心里很蹊跷，有种不详的预感。从幼儿园回来，她给家里打电话，家里说父亲病情很严重。吕永阁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对着电话哭了起来。她想听父亲说句话，可父亲已经不能言语了。

    同在北京的姐姐和小弟赶去火车站买票，但只能买到次日凌晨四点的。姐弟几个感到时间已经不允许等到那时了，几经周转，他们终于挤上了回家的列车。
仍然太晚了，到家时父亲已经过世。临走前，甚至没能和自己的女儿们说句话，这是吕永阁最大的遗憾。

回不去的家乡

    前半生一直在农村的吕永阁，在城市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已经被城市化了。吕永阁说她在城市住时间长了都不愿意回农村去。“在农村办一个事特别难，上派出所办新身份证结果让他们给我弄丢了，还要我交20元钱，并还和我吵了起来。”刚回家待四五天的吕永阁感觉哪里都不习惯，“觉的哪儿都脏，家里养猪养狗，村里的路也很不好走”。

    随着国家村村通工程的推进，农村的道路状况有了改进。可吕永阁的切身感受是因为层层转包，偷工减料，那些新修的路不到一年，就成了坑坑洼洼的。不仅是公路，农村水利基础设施也是年久失修，建于文革期间的水渠一直到九十年代初吕永阁刚嫁到村里的时候还能浇灌村里所有的地，可是由于没人看管、维修，现在已经不能用了，又加之村外无序挖沙，导致水位下降，现在不仅浇地只能靠拖拉机拉水，连一般的居民吃水都有困难。这里暴露的是农村基层治理的失序，而这样的情形让第一批走出农村的人，从心理上不愿回到农村，“我姐老说我，赶紧好好赚钱，到时我给你添点，在南阳买房子，千万别回老家住”。

上了公立小学

    到了上学年龄的小儿子崔运来，今年9月1日起正式成为公立阳房店五小的学生，吕永阁很高兴，用她的话说“睡觉时想起来心里都高兴”。然而，其间的过程是很熬人的。

    随着北京城市包容度的放开，以前只能在城市边缘私立农民工子弟学校读书的农民工子女逐渐开始可以和城市的同龄人一起在公立学校的教室里读书。制度上放开的序幕已经揭开，但落实的程序却依旧繁琐。

    暂住证、在家无人看管证明、租房合同、租房税票、在京借读证明。要走进公立学校大门，吕永阁要在开学前办下五份文件。其中，在京借读证明是最难办的，如何办、在哪办，吕永阁一直不得要领。她多方打听，一直找到外管办。外管办让她拿住房合同和按房租开的税票到小学所在地街道开证明。

    在家无人监管证明，是要村里开；暂住证，要到派出所去开；本来是姐姐帮忙找的房子还要硬捏出个租房合同。办这五个证花了吕永阁一个月的时间，光是一个街道办事处就不知跑了多少次。期间，由于工作地和居住地不统一，最开始同意接受的小学又变了卦。吕永阁只得把流程再走一遍。

    这样繁琐流程的背后是户籍制度下资源壁垒。按吕永阁的说法，本地学生拿户口本就行了。

    终于，在临近开学的时候，所有需要的手续都办好了。这也是吕永阁理想的学校，离单位近，接送方便。因为孩子在入学面试时表现很好，小运来进了实验班，用的是质量更高的实验教材。

    开学两个月了，虽然运来还是很贪玩，但期中考试的成绩还是很让吕永阁满意。对于今后的打算，吕永阁都想好了，要一直“在城市里生活，培养我孩子”，“我们单位不要我，我退休了，也得打工。主要是能待在城市，对孩子的教育好一些”。吕永阁说很喜欢北京的素质教育，“这里的孩子都叫叔叔好、阿姨好，见到老师向老师问好。晚上睡觉前，说妈妈晚安。”吕永阁还给孩子报了绘画班，她说，“以后的政策会越来越好。那天我姐看报纸说以后在北京上学也可以在这儿参加高考。”不过她又紧接着说，谁知道这个政策下来要多少年呢？

1460公里：从清晨到黄昏

    采访时，吕永阁说，这么大城市各方面都离不了道路整洁，路要是不干净，人家外国人一看多不好。“那天，他爸爸带着小侄子从老家回来，到西站说这就是北京？北京这么脏。小孩回到老家一说这个话是什么味？”

    从军博地铁口到木樨地，大约两公里的距离，是吕永阁每天都要往返两次的工作路径。她的工作就是负责大路两侧、小岔路、大小花坛的卫生。扫街、捡纸、撕小广告、清理积水、扫树叶、铲雪，日复一日的工作，随着季节又有规律地变化。

    每天凌晨三点半，这支守卫着首都环境卫生的队伍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向设在立交桥下的清洁队部集结。在这里，整齐地码放着数十辆电动三轮清洁车，这就是吕永阁他们的“战车”了。在队长根据前一天观察的情况分配各个路段的兵力部署后，清洁队队友们两个人一组，骑上清洁车，消失在冷峭的夜色中。
凌晨的北京，白天一切喧嚷都沉浸在静谧中，深沉的夜笼罩着市民的睡梦。而橘色温暖的路灯，将清洁工的身影投在蛰伏的马路上。每天往返4公里，几乎没有假日的365天，一年1460公里，从清晨到黄昏。

    工作量很不固定，而且往往越是天气恶劣，工作量越是会加大。一场夏日的暴雨，一场秋风后“满城黄金甲”的落叶，对于在办公室工作的人只不过是增加出行的不便，或平添了城市的氛围，对吕永阁和她的工友则意味着又一次加班。

    吕永阁清楚地记得，两年前那场北京40年一遇的大雪，足足让她和她的队员在路上加了一个月的班。“从早上三点半开始干，一下干到晚上六点，每天十多个小时在路上，渴了就是喝雪水。”队里很多人因为长时期暴露在严寒中，患上了大面积的冻伤。而即使是在平时，路段上在建的工地不断外运的垃圾渣土都足以让吕永阁和她的工友忙上好一阵。

    整日在马路上忙碌，吕永阁要做的往往不只是保持卫生那么简单。遇到老人过马路、看到卖水果的推车上坡，热心的她总要跑过去帮忙。在军博地铁一带工作，作为从西站进京旅客必经之地，给人指路就成了她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在与吕永阁在马路边访谈的两个小时里，就被十几个问路人打断，平均每七八分钟一个。

    工作上的劳顿总还是可以忍受的，真正让吕永阁心痛的是清洁工社会地位

希望社保能转续

    的低下。有一次，吕永阁在一家大超市门口捡纸片，一个穿着时尚的年轻妈妈领着孩子过来，对孩子说“你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是这样扫大街”。一句话让吕永阁心里似针锥般难受。有时候，吕永阁他们在路上捡个瓶子不小心洒在路人衣上，都会引来暴骂，还有的工友因此被打。像这样的窝囊气对吕永阁就是家常便饭。她不明白，同样是给首都做贡献，为什么自己连基本的尊重都得不到？

    在辛苦的工作中，也有让吕永阁难忘的欣喜。奥运会的时候，全队24小时轮流加班，保障五棵松体育馆周边卫生，那时的要求是地面连一个烟头都不许有。正是酷暑季节，一个路过的老外看他们辛苦就买了一大袋子冰棍跑过来送给他们，这件事情让吕永阁激动了好久。

    作为临时工，单位给吕永阁交了三险。社保已经交了四年，对于到了50岁就要从清洁队退休的吕永阁，之后这社保怎么交、回老家能不能转，她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职工社会保障是城乡户籍制度差距体现最明显的地方之一。“我们队里有个临时工，上个月30号到了50岁，队里就不让干了，而社保怎么办，队里一直没给个明确的说法。”这个事情在清洁队里闹得沸沸扬扬，由于在第一线干活的都是从外地来的临时工，这件事情直接影响到大家的工作情绪。总结吕永阁的说法，大家的不满有两个方面：

    一，为什么临时工50岁一定就要强制退休。那个年满50的工友一直想继续做下去，因为这么大年纪在找其他工作已经是不可能。而且，这样的年龄限制仅限于外地户口的临时工，本地的正式工没有。

    二，清洁队对于退职之后临时工的社保怎么转续一直没有个明确的说法。而清洁队有些不近人情的回复更让大家不满：“你们的社保自己用不了可以挂在那，给你儿子、孙子用嘛！”

    其实，类似这样的临时工和正式工的差别，在平时也体现得很明显。可以说从福利保障、工资待遇到休假时间，临时工和正式工之间都有较大区别。“平时真正干活的都是临时工，正式工多是在办公室里。但一到节日发东西，正式工是大包小包，我们就没什么！”

    因为待遇不高，又很辛苦，很少有北京本地人愿意来清洁队。队里的大部分工友都是来自河北、河南、山东农村，年纪多在40以上。他们文化程度一般较低，在城市只能做这样的低端工作。而常年在外，对一般的农耕技能已经生疏，回家务农也面临很大困难。

    退休金，对于这些上了年纪的打工者是为数不多的保障。“就是希望发了退休金，老了给孩子减轻一点负担，我们回家种一点粮食、种一点菜吃吃，少花钱，不用孩子养，我们都是这样打算的。”

    在欣喜和困惑、期待与失落中，吕永阁和工友们，这些城市里最早醒来的人，重复着日夜的劳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7年对劳务输出县301个村的调查，改革以来累计迁移落户的外出就业农民工，只相当于目前外出就业农民工的1.7％。若照此计算，全国1.4亿进城农民工中只有200万左右通过买房、结婚等方式获得城镇户口。基于2000年和2005年的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计算，在这两个年份期间，城市人口比重从36.6%提高到44.7%。而与此同时，被算为城市的人口中仍持农业户口者的比重却从40.3%提高到了46.8%。也就是说，城市人口的增量中，71.8%是农业户口。因此，我国城市化率近年的迅速攀升在很大程度上是流动人口被统计为城市人口导致的，可以称之为“半城市化”或“伪城市化”。因为户籍、财产等制度或经济因素的限制，广大的农民工群体还无法全面地获得完善的城市公共服务。三十余年的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得益于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在将自己的黄金时光奉献给城市后，不得不在年老后回到农?村。

    访谈的最后，我们问吕永阁是否知道最近北京评选出“宽容、厚德”的北京精神，吕永阁摇摇头，很多工友家里连电视都没有。也许，当这被评出的精神，真正能融进从政策制度到人们心态的每一处城市细节的时候，吕永阁们才真正成为他们每天为之付出的城市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