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关注总量或者说存量问题，并试图用人口规划目标来控制城市人口。然而，人口规划往往跟不上人口变化。例如，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达1960多万人，已突破2020年1800万人口的控制目标。城市人口能否控制以及如何控制？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

　　人口增量要看人口增长。一些特大城市已持续多年出现超低生育率，主导人口增长的是人口流动。就“城市病”来说，应区别看待两种流动人口增长的影响：一种是缺乏体制保障的流动人口增长带来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压力，如是否会产生城市贫民？一种是与行为有关的流动人口增长带来城市交通资源的压力。换言之，城市存在两种性质的流动人口：一种是制度层面的、没有当地城市户籍的流动人口，可以称之为“非户籍流动人口”，对应的是户籍人口；另一种是行为层面的、在城市区域内行走和移动的人口，可以称之为“行为流动人口”，对应的是不流动人口，如几乎不出门的老年人、婴幼儿和残障人等。

　　人口流量问题既与居住点、工作点和活动点之间的距离有关，也与不同点的“人口分量”有关。距离产生流量，流量产生压力。人口因为“三种距离”而流动。“三种距离”分别是工作点与居住点的距离、活动点与居住点的距离、工作点与活动点的距离。“三种距离”产生了三种行为导向的流动人口，即工作导向的流动人口、活动导向的流动人口和回家导向的流动人口，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即“行为流动人口”。这三种导向的人口流动每天都在发生，有规律可循。周一到周五，每天早晚形成工作导向和回家导向的人口流；到了周末或者节假日，则会形成规模较大的活动导向的人口流，继而演化为公园名胜、庆典场所等小区域的人口集聚和过密现象。

　　“城市病”与特定时段人口流量过大有关。“三种距离”的存在必然带来人流、车流、物流。城市是许多“点”组成的“面”，人口是点分布，机会也是点分布。人口点分布量（人口分量）决定着点与点之间的人口流量。距离造成了巨量的日常人口流动，距离越长，流量越大；布点越多，流量越大。人口远距离流动还会加重资源环境压力。因为车辆等交通工具是要消耗能源的，也是刚性依赖道路资源的。人类的趋同性行为会加大交通流量与交通容量之间的矛盾，例如，节假日家家都想出游，必然导致出行难、活动难。

　　如何缓解“城市病”呢？对于行为流动人口的调节，可以考虑“控制分量，引导流量”：其一，控制和降低居住点“人口分量”转变为“人口流量”的比例。并非人人、天天都需要外出，必要时应予以引导。其二，提前控制和现场引导活动点的流动人口增量，防止人口过密的潜在风险。同时，可以通过科学的城市人口分布规划和城市发展规划来实现“点人口”的合理分布，控制三种主要人口点的距离。应努力实现城市交通公交化，保证居民便利出行。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对于非户籍流动人口来说，比较利益诱导着他们向城市流动。对低端外来人口设置进城门槛既不公道，也是徒劳。况且城市的生活质量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完备的生活服务体系来保障，而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恰恰多数是来自外地的打工人口。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城市的发展需要年轻的新移民，但新移民需要市民福利保障，渴望得到公共服务。缩小城乡、区域和城市发展差距，对于实现人口有序流动具有战略意义。只有各地、各个城市发展起来了，才能减轻少数大城市人口持续增长的压力。（北京大学教授 穆光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