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行先试②之深圳无农

　　小平语录：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 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 看，比强制好得多。

　　———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

　　2012年2月10日，一场大部制机构调整后的挂牌仪式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一个新机构诞生，而农林渔业局则退出历史舞台。深圳由此成为首个没有农业局的城市。2012年，深圳市统计局公布2011年农业G DP占比为0.这些结果，则源自20年前作出的明确抉择。

　　如果没有那场抉择，宝安区沙井街道的蚝民陈耀明如今或许不会开着小车，住进了洋房。或许他还会和他的父辈一样，挑着黑泥，拉着粗绳，在肥沃的蚝 田日出而作，每天以看着那一堆堆白色的蚝日益肥美为乐。如果没有那场抉择，街道、社区这些充满城市感的词汇，或许不会出现在深圳的版图，这个年轻的城市， 将如同中国其他城市一样，有着县城、镇、村。

　　这场抉择，来得有点突然却又让人感觉自然。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鼓励继续改革，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向老人请求撤县建区，并获得首肯。当 年，深圳掀起了城市化的第一场“风暴”。次年，宝安县、龙岗县被宝安区、龙岗区代替，并为11年后的第二步城市化打下基础。在李灏看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相 互关联，深圳选择工业化路径时，抛弃农业的城市化已成为必然选择。

　　如果你20年前来到沙井镇，一定会被当时热火朝天的景象所吸引：一面是热热闹闹的工厂，年轻的打工妹、打工仔，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一面是长长的海岸线边，蚝民们戴着帽子，在田里劳作，白色的蚝仔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此时，宝安沙井水产公司经理陈照庚却为一件事发愁：工厂来了，水质变了，蚝的生长环境恶化，产量下降，肥美鲜甜的蚝也变得不能吃了。收不到蚝，水产公司就无米下锅，严重影响生产。难道闻名天下的沙井蚝就要这样消失？

　　从小就与蚝相随相伴，沙井人对蚝有着无法割舍的感情，蚝民决定为蚝仔寻一个新家，陈照庚便是其中最早出走的一拨人。他和几个同乡沿着海岸线一路 寻找，东走汕头，西下湛江，几乎跑遍了广东、广西沿海的每一个海滩，最终将目标聚焦在台山一个名叫中门海的地方。那里的温度、水质条件与水质变化前的沙井 相似。从此，异地养殖沙井蚝的序幕拉开。

　　20多年过去了，沙井蚝顺利异地养殖，每年在沙井举办的金蚝节，已成为深圳特色产业。回望这20多年的路，陈照庚庆幸当时及早走了这样一条异地养殖的曲线救蚝路。但陈照庚明白，如果没有工厂出现，沙井人应该还会和几千年来一样，祖祖辈辈当蚝民。

　　城市化“定心丸”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回忆，对当时的特区而言，撤销宝安县建立区并不容易。得到小平的首肯，令工作进程快了很多，深圳撤县设区，在当年就顺利实施。

　　如同陈照庚这批蚝民一样，1992年6月18日，深圳农民的命运因一纸红头文件彻底改变。

　　当天，深圳出台了《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农村城市化的暂行规定》，提出将特区内的土地国有化，农民不再拥有土地，撤销村委会、建立居委会，村民变股 民。这场突如其来的城市化“暴风雨”，迅速将关内农村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农民变成了城镇居民。同一年，深圳还决定撤销宝安县建制，设立深圳市宝安、龙岗 两个市辖区，并于1993年1月1日正式挂牌。

　　假如没有这纸红头文件，深圳会是怎样的面貌？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回忆，由于外资大量涌入，工厂每天都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围绕着工业出现的，自 然是农村的变化。比如，农民也不愿种地了，都选择把地出租，用来建厂。这样一来，一方面无法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农民失去了劳动的积极性，凭借土地就能赚 钱，对农村的长期发展不是好事；另一方面，城市缺乏规划和统一管理，无法进一步建设和发展。

　　而在这次城市化中，邓小平1992年南巡为深圳城市化进程提速吃了颗定心丸。据李灏在访谈录中回忆，在小平同志要离开深圳的前一天，他盘算了一 下，还有几个问题要汇报。于是，在第二天去蛇口的路上，李灏向邓小平汇报了自己的几个打算：第一，进一步放开一线、管好二线，也就是要构建一个类似香港的 自由港区；第二，搞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金融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把第三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抓；第三，撤销宝安县，建立三个区，逐步推进特区内外的农 村城市化。这三个打算当场便得到小平的首肯。李灏认为，现在看来，迄今为止，这几个设想都还在逐步实践中。

　　李灏说，对当时的特区而言，撤销宝安县建立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也不是深圳一个特区能决定的。它需要得到广东省和中央层面的支持。而广东省方 面，可能会有来自中央方面的顾虑。此次得到小平同志的首肯，令工作进程快了很多，深圳撤县设区，在当年就顺利实施了。此后，宝安、龙岗两区的城市化虽然到 21世纪才实现，但当时撤县建区是从政治上给予了保障。两个关外区政府的成立，为此后城市化打下了基础。

　　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宋丁在阐述小平九二南方谈话与深圳城市化的意义时认为，南巡的最大意义，在于鼓励深圳大胆去闯、 去干，并肯定了深圳这种大规模吸引外资、以香港为依托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从而推动了深圳的工业化。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蔓延，大量与之相伴的城市模式，比如 出租屋经济、服务业等等出现，形成了深圳城市化的原始基础。

　　二次城市化深圳城市化一直被两重阴影所阻：一重是关内的城中村，一重是关外的违建。前者代表城市扩张受挫的痕迹；后者则代表集体土地所有者获得讨价筹码的努力。

　　如果说，深圳第一次城市化是主动顺应当时关内已经工业化、城市化的现实，那么第二次的城市化则显得有些姗姗来迟。2003年10月30日，深圳 发布《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宝安龙岗两区城市化进程的意见》，提出在行政管理、经济管理、发展规划、土地资源、市政建设、城市管理、户籍与 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10项重点事务。这10项事务在宝安、龙岗试点后，在全市全面推开。

　　按照时任市委书记黄丽满的说法，深圳显然已经意识到这场城市化运动来得太迟。在文件发布次日，以黄丽满挂帅的城市化领导小组派遣的工作组迅速进 入两区，直接到位，足见官方的迫切心情。当时最直接的效果是：集中半年左右转回了240多平方公里土地（其中可建设用地90多平方公里），在关内全部开发 用地仅700多平方公里时，这一开发空间的释放有助于深圳解决土地问题、获得广阔的市场空间。

　　知名网友、深圳政协委员金心异曾对南都记者表示，假如深圳早在1995年，哪怕是1999年，就启动关外的城市化进程和关内关外的一体化进程， 把已成熟的镇改为街道，村改为居委会，成熟一个改造一个，就不会出现2004年一下子把关外所有原住民农村户籍改为城市户籍的“硬着陆”政策；假如深圳早 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按同样的标准要求对关外和关内进行一体化的规划，对关外投入资源进行大规模的交通和市政基础建设，并借机对土地进行盘点整理，就有可能很 大程度上避免“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粗犷工业化模式，避免2002年以后关外毫无规划和秩序可言的房地产随意开发。

　　而从小在南岭村长大、全国人大代表张育彪则认为，2003年、2004年展开的城市化进程太过仓促，而且在进一步推进中，无论是在城中村的基础设施，还是在原村民的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上，政府都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

　　虽然黄丽满在当时明确表示，在第一次城市化改革中，大量抢建带来的城中村，成为改革的后遗症和“遗毒”，在第二次城市化进程中要尽量避免走老 路。但是农民与政府之间在土地上的博弈依然存在。星罗棋布的上千个城中村，似乎一直在诉说着这个城市的历史，提醒着人们，这个城市曾有的过往。

　　暨南大学博士王曙光就深圳城市化做过专门的研究，在他的论文《深圳城市进程中人口问题的思考》中写道，深圳的城市化进程一直以来被两重阴影所阻 隔：一重是来自关内的城中村，一重是关外的违建。前者代表的是城市扩张受挫的痕迹，是原住民在城市扩张中顽强地固守着自己的利益。而违建、抢建则代表土地 制度跃进过程中的狂热，这是集体土地所有者使自己获得讨价筹码的努力。当原住民构成的获利阶层与新移民群体形成巨大隔阂，更使得他们退守所习惯的农业文明 和广东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双重精神堡垒———城中村。

　　事实上，在第二次城市化改革中，后续出台的土地管理办法、养老保险管理等等，从政策上而言，是在为关外从农民转为居民的群体在身份、待遇上给予 更多保障，因此被解读为，这场城市化运动，更多的是在实现关内外“一体化”。阴影下的深圳城市化，仅在外观上，似乎很难合为一体。而内在的，消除关内关外 的差距，就是更为艰巨的任务。

　　最直观的感受，是关内外的城市景观、道路、绿化等，在基础设施配套等等真正意义上的硬件上，有着显著的差别。“到了关内是进城，到关外是下乡”，这句调侃意味的话，其实成为城市里彼此心照不宣的共识。

　　在宝安一家科技企业从事研发的翁顺，每次被人问及工作地点，总是有点不好意思地答复：“我工作的地方远着呢，在乡下。”在他眼里，每次到关内， 就像进一次城，回到公司，就感觉回到了乡下。“完全没有城市的感觉，绿化、道路、交通什么的，都不如关内规整。”这是翁顺对关内外差别最大的感受。 2012年，他打算换一份工作，别的都没要求，只要地点在关内：“那样我才感觉我在一个现代化的城市里生活，才感觉有点乐趣。”

　　“无农民”之争行政命令决定的城市化，要比自然的城市化快，也留下种种后遗症。从本地农民心理的种种不适应，到城市精神内核的确立，深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经历2次城市化的深圳，农民全部转为城镇人口。按理说，深圳农民其实早就“集体消失”。然而就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深圳以“已经没有农民” 为由，拒绝参加自1988年之后重新启动的广东省农运会，引起全城关于“深圳有无农民”的大讨论。深圳市政府才尴尬地发现，社会各界对“深圳无农民”这个 现状是多么地纠结。

　　事情源于2011年10月20日-28日举办的广东省第二届农运会。在农运会召开前的新闻发布会上，组委会向全省各地市发出“英雄帖”，广邀各 城市农民参加，比赛项目也以农业劳动为主，如挑土、犁地等。曾组团参加1988年首届省农运会，并斩获奖项的深圳宣布弃权，理由是“深圳没有农民”。这一 说法，引起了轩然大波。主管单位深圳市农林渔业局也被民间指控“歧视农民工”、“无视农民的存在”，成为众矢之的。到最后，迫于舆论压力，加上广东省农业 厅的多次协调，深圳派出农业企业的代表进行观摩，但不参加比赛。

　　有分析认为，这场争论的核心，在于社会，包括原住民自身对现有身份缺乏认同感，甚至带着一种“集体失落”的情绪。有人认为，从户籍制度上说，深 圳确实已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深圳户籍农民”。但在大多数原住民心里，自己是“农民”的角色定位并没有随着户口簿上那一栏的两个字发生改变。在他们心里， 祖祖辈辈是农民，自己当然也是农民，这毋庸置疑，也完全不需要改变。

　　沙井蚝民陈耀明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养蚝的农民，而且很可能是最后一代蚝民了。他从十几岁开始，就看着自己的父兄靠挑泥养蚝为生，祖祖辈辈都 如此。自己后来虽然也做过别的职业，但最后他还是回到祖辈传下来的这个行业中，“养蚝，从事传统的农渔业，这是一种感情，我也没觉得，有什么需要改变自己 的身份。”但陈耀明明白，养蚝的这个营生可能从他这一代要断了，下一代都觉得辛苦，不愿意像祖辈一样养蚝，“他们没见过蚝船，不像我们小时候是看着这个长 大的。即便是要继承养蚝的事业，肯定也是请别人养，不可能自己亲自去养的。”

　　“集体失落”的情绪，不仅体现在对自己“不是农民”后的抗拒，更表现在生活方式的不适应，以及此后子女教育、社会身份的难以融入。在此前南都记 者的调查中发现，不少缺乏专业技能的原住民，无法克服心理上对进工厂做工的抗拒，宁做联防队员或进居委会当闲差。加上有土地租金、分红等收入来源，农民自 然而然成为坐收租金、凭借土地发家致富的食利阶层，年轻一代甚至成为“不耕作、不学习、不经商、不做工”的“四无”青年，成为原住民中“失落的一代”。更 多的农民参与生产，形成真正的市民观念，或许只能在未来的城市化目标中得以实现。

　　“0”的意义没了农村、农民，农业逐渐萎缩。2012年深圳市统计局发布数据再次创造纪录：农业因占G D P比重不足0.05，统计上将第一产业的比重首次公布为0.

　　没有了农村、农民，农业也随之逐渐萎缩，甚至在经济中减化为一个“圆点”。深圳在2012年新年伊始再次宣告没有农业———深圳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再次创造了一个纪录：农业因为在G D P中比重不足0.05，统计上将第一产业的比重首次公布为0.

　　事实上，深圳农林渔业创造的增加值为5 .7亿元，相比已经增至1 .1万亿元的全市G D P，农林渔业等第一产业的确萎缩得厉害。随之而来的，是第一产业的主管部门———深圳市农林渔业局正式撤销，深圳也由此成为第一个没有农业局的城市。

　　根据农林渔业局曾经公布的数据，这种萎缩现象早在10多年前就开始了。1999年，深圳农业增加值在G D P比重中仅为1.2%.到2005年，每年以0.1个百分点的速度逐年递减。到2010年，农林渔业等第一产业增加值在G D P比重中占仅为0.1%.

　　农林渔业局分析认为，持续减少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由于工业的大规模发展和城市迅速扩张，大量农业用地被占用，农业土地资源呈逐年减少的趋 势，严重制约了以土地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的发展空间。二是环境污染严重，大量未经处理或不达标的城市和工业废水排入水域，农业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三是农业从 业人员的文化素质相对比较低，城市经济发展并没有相应带动深圳农业从业人员文化素质的提高。在农业实际生产中，劳动者多为外来工，业务水平低，总体素质难 以适应都市农业集约化、专业化、市场化的要求。

　　相比农民身份的消失，社会对农业的消失显然接受度更高。“什么赚钱做什么，开工厂赚钱就做工厂，如果哪天养猪赚钱，我也回家养猪去”，华强北的 手机店铺老板小丁无所谓地对记者说。他所代表的手机行业，早在2010年就创造了2000亿元的产值。相比之下，农业的效益在深圳确实不再值得一提了。

　　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宋丁认为，深圳没有农业，其实是一个城市的经济走向高端化，城市辐射力提高、经济中心价值提升的 表现，“在深圳这样单位面积效益如此之高的城市，一定要留出土地来保留第一产业，对深圳来说没有意义。”但他也认为，永远会有与农业相关联的产业出现，但 那已经是另外一种形式了。

　　■南都视点

　　留一块地给子孙安放灵魂

　　没有特殊政策的深圳，留下了一些特殊的“遗产”。譬如，无农。无农业，无农村，无农民，也无农业局。在全国所有的大中城市中，深圳是唯一“无农 城市”。“无农”突显的，是城市无节制地扩张。高楼鳞次栉比，马路宽阔平坦，GDP节节攀升，都市披红挂绿，燕舞莺歌，说不尽的太平景象，富贵风流。

　　然则，这并非深圳人要的全部。

　　于都市人言，光鲜后面，伴随城市化一起的，人口膨胀，钢筋混凝压逼，快节奏生活紧迫，心里惶惶，恐惧油生。逃离，成为主观的集体意识。背离故土 的新移民，有谁不曾在田园牧歌式的梦里游荡，看麦浪，闻稻香，听取蛙声一片？“无农”现实中，注定是一场心无所依灵魂无处安放的悲凉。

　　对洗脚上田的原住民来说，生活方式和乡土人情，并没有因为户口簿上身份的变更而转变。旧的村庄已不在了，与新移民的芥蒂以及都市生活的格格不 入，身无专业技能，年轻一代群体性堕落，使他们陷入集体失落情绪中，难以自拔。坐地收租，虽无生活之忧，未来茫茫却有担心之虞。

　　2012年初，深圳市统计局公布，第一产业农业的比例为0.

　　城市化愈演愈烈，掘土机仍在肆虐横行，不放过任何一块可以开发的田园和村庄。

　　故乡是回不去了。我们祈望，留一块田园，给子孙安放灵魂吧。

　　南都记者普德法点评

　　大事记

　　1992年

　　深圳出台了《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农村城市化的暂行规定》，关内的首次城市化在政府的推动下强力实施。

　　福田区原上步村率先开展试点，成立特区首家由农村集体经济转变的股份合作公司。1年内，特区内68个行政村、173个自然村均转为城市居委会。

　　1993年

　　宝安撤县，建宝安、龙岗两区，仍保留镇级行政单位。

　　2002年

　　特区内最后一个以管理农业区域为主要功能的镇级建制———沙头角镇撤镇设街道办，关内农村城市化宣告结束，特区内4 .6万名农民陆续变成城市居民。

　　2003年

　　《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宝安龙岗两区城市化进程的意见》发布，选择宝安区的龙华镇和龙岗区的龙岗镇作为试点。

　　2004年

　　沙井民主村、福永塘尾村同时挂牌成立居委会，标志着宝安、龙岗两区城市化改制全部完成。深圳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农村行政建制和农村管理体制的城市，也成为全国第一座没有农村的城市。

　　2011年

　　广东省第二届农运会举行。深圳宣布“深圳无农民，不参加农运会”。“深圳到底有无农民”引来广泛讨论。

　　2012年

　　深圳市科工贸信委正式分拆，原有的农林渔业局被撤销，并入经济贸易信息化委员会。深圳成为首个没有农业局的城市。

　　深圳市统计局发布2011年统计数据显示，深圳农林渔等第一产业增加值在G D P中的比重为0，深圳成为全国首个基本没有农业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