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一场来自大西洋彼岸一条不过0.3英里的街道引发的次贷危机，以空前的速度席卷全球。大量的企业倒闭，大批工厂关停，数以亿计的人员失业或降薪。世界上每一个人，无论你躲在哪个角落，都能感受到它的寒意。

1907年至今的漫长世纪中，由这条街道引发的类似危机并不鲜见，但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似乎都不及这次的猛烈。因为，全球经济已进入一体化时代；更重要的是，这条街道位于世界的金融中心和世界上最大城市群的核心——纽约。

历史的进程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解构着欧洲的政治经济体制。二战后，城市群的迅速崛起，改变着世界的竞争格局，全球经济的重心开始向战后的日本和改革开放的东方大国移动。

2010年，在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核心——上海，一场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城市博览会，让全世界看到了华尔街阴影下那一轮喷薄的东方旭日。

无论是华尔街的金融危机，还是上海的世博会，人们都能感受到城市群对全球经济的主宰作用。以它们为支点，全球经济在不经意间，被轻轻撬动。

被一条铁路线改变的世界——城市群的发育、成长和成熟的路径中，总有一条“主轴”在牵引

美国经济学家德隆的研究表明，从旧石器时代至今，人类97%的财富是从1751年至今的200多年创造的。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这200多年的时间，只占0.01%的比例。

在这个创造人类绝大多数财富的时代里，从城镇化到城市群的演进，无疑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1751年，德隆研究的这个时间节点，正是英国发明家瓦特发明蒸汽机的前后。城镇化伴随着蒸汽机发明带来的机械化工厂扩张，以不可逆的态势，在动荡的百余年时局中迅速成长。

1862年7月，在南北战争的炮火中，林肯总统首先签署的并不是著名的《解放奴隶宣言》，而是《太平洋铁路法》。如果说《解放奴隶宣言》改变了美国，那么《太平洋铁路法》则改变了世界。

1869年，第一条横贯美洲大陆、连接太平洋沿岸的铁路线终于全线完工。洛克菲勒的石油托拉斯和卡内基的钢铁王国随着铁路线延伸迅速扩张。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名誉院长斯宾塞评价说：“它使美国拥有了一个完整、统一的市场。”从某种程度说，它成就了现代美国。

这条铁路成为牵引美国经济发展和城市群发育成长的主轴。此后百余年间，在这片幅员辽阔的新大陆，城市不断上演时代传奇：纽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华盛顿成为国际政治中心，底特律成为全球汽车制造业中心……

随着生产要素的不断集聚和产业的分工，每个城市分别在城市群的发育、成长、成熟的史诗中，各自诠释着自己的角色，逐渐形成美国东北部海岸和中部五大湖区两大都市连绵带。

其中，美国东北部海岸城市群面积13.8万平方公里，仅占美国国土总面积1.5%，居住和生活着美国20%的人口，生产总产值却占到全美的1/3，城市化水平高达90%以上。

纽约市以占城市群不到2%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城市群38%的就业人口和34%的经济总量，其核心区曼哈顿的就业人口和经济总量分别占到纽约市的60%和70%以上。纽约当仁不让成为该城市群的核心，也成为全美经济的神经中枢和全球经济的心脏。它的每次搏动，都牵动着全世界的每一根神经。

这个城市层级结构犹如一座大金字塔（塔尖是纽约，第二层是波士顿、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4大城市，再下面则是围绕在5个核心城市周围的40多个中小城市）的超级城市群，从其确立世界霸主地位之日起，至今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将是世界经济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

“从城市到都市区，从都市区到城市群，从城市群到大都市带，是世界城市群的空间演进过程。”中国科学院城市地理与城市发展研究室主任方创琳说。

美国沿着太平洋沿岸的这条铁路线，登上世界经济舞台。全球经济的重心也随之从古老的英国伦敦，落到了更富现代感的美国纽约。

从战争废墟中走出的全球增长极——在城市群发展演进的过程中，政府的主导作用无处不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让美国第一次对自己全球经济霸主地位感到威胁的便是从战争废墟中走来的太平洋岛国——日本。

1964年9月，奥运会即将在日本东京开幕。此时，距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1945年8月6日，仅仅过去了19年。

以政府为主导，根据世情和国情的变化，积极推动城市群规划建设，为日本快速登上世界经济舞台搭建了最便捷的跳板。

二战结束后，日本几乎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于城市规划建设上。从1958年开始，日本政府就前瞻性地对其首都东京进行都市圈的首次规划，在东京建成区周边规划建设了环形绿化带，控制工业用地向外无序扩散，便于所有生产要素向中心城区集聚，加速了中心城区的功能转换，让东京经济很快在战后复苏。

此后每十年，日本政府都要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国内战略需求及东京所承载的历史使命，对东京都市圈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规划调整。

上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根据城市国际化和经济转型的背景，在城市规划中，重点提出进一步强化东京中心区的国际金融功能和高层次中枢管理职能，同时在周边城市规划建设新产业核心和地区综合服务中心。

功能定位决定城市发展走向。这一次的规划，让东京总部经济的功能和国际都市的定位更加清晰，成为与纽约、伦敦鼎足而立的三大国际城市和国际金融中心。全国年销售额超过100亿日元的大公司、100多家银行总部和86%的证券交易都集聚于东京，其拥有的国际组织、世界500强和最大跨国公司数量甚至超过了纽约和伦敦。

同时部署的新产业核心使大阪和名古屋成为日本最大的新技术产业基地和传统的重化工业基地，这两大城市与东京错位发展，成为日本最重要的制造中心。

日本由此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80年代，索尼公司和三菱公司相继收购了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洛克菲勒中心的14栋大楼。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惊呼：“美国遇到了我们甚至连做梦也想不到的那种挑战。”

90年代，面对城市群主宰的新世纪，日本政府又将规划重点致力于将东京“一极一轴型”都市圈结构转变为“多核多轴型”的网络化结构，推进核心城市与周边中枢据点城市的职能分工与协作，积极构建一个居住和工作相平衡的都市地域结构。同时明确提出构建广域国际交流圈和广域性物流系统的战略构想，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发达的公共轨道交通，将太平沿岸的千叶、横滨、静冈、名古屋、大阪及神户等大城市串珠为盘。全世界最密集的轨道交通网有效支撑了整个东京城市群。

这个占日本国土面积仅五分之一的城市群，分布着整个日本的7成人口和高达8成的经济总量。

不论是英国政府成立的“巴罗委员会”，还是巴黎行政长官奥斯曼施行的奥斯曼规划，世界城市群在发展演进的过程中，政府的主导作用无处不在。

伟大预言在世界的东方变成现实——城市群引领世界，是不可逆转的时代大趋势

与其说这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倒不如说它是一次对城市群发展规律和演进趋势的逻辑推论。

1941年，法国地理学家简·戈特曼告别战火中的巴黎，开始了一趟美国东北部海岸之行。

此次美国之行，在戈特曼人生经历中有着极不寻常的意义。在对美国东北海岸前后长达10多年的实地调查研究后，1961年，他发表了著名作品《城市群，美国城市化的东北部海岸》，首次提出了“城市群”的概念和理论。

1976年，戈特曼还根据城市群的识别标准及演进规律，发表论文《世界上的城市群体系》，认为世界上有六大城市群，即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英国以伦敦为核心的城市群和中国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当时，中国还困在文革末期，经济处于凋蔽崩溃的边缘。戈特曼界定的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更像一则预言。

24年之后的“千禧”年，中国开始融入全球性的都市化进程，世界进入城市群主宰的新世纪。2008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长三角地区要建设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城市群由此上升为国家战略。

政府主导为长三角城市群注入强大动力。2010年5月，上海以一场城市盛宴，向世界宣告一个闪耀全球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回归。长三角城市群开始登上世界城市群舞台，中国首次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著名城市地理学家、规划学者彼特·霍尔说，如果长三角城市群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那么一段时间后，它将成为世界第一流城市群，上海亦可争取与纽约、东京等并驾齐驱。

最新的《世界城市状况报告》指出，世界各地的城市群正渐渐汇聚成更大的“超级都市区”和“超级城市群”。“在全球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双重过程中，城市群的快速扩张已成为带有普遍意义的不可阻挡之势。”中国科学院方创琳教授说。

戈特曼的伟大，就在于他30多年前就看到了这样的时代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