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元宵节后返城的滚滚人流，以生于1980年代及其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中坚力量的用工市场，正迎来多重变奏。

　　新华社进行的专项调查结果显示，就流向而言，农民工已由“单向度输出”转变为“多向度流动”；就范围而言，招工难正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城市蔓延；就持续性而言，区域性、结构性工荒已经常态化。

　　比表象更值得关注的是“新工荒”背后的信号：处于下降通道的企业利润无法满足农民工刚性增长的工资需求之间的矛盾、城市“新二元”结构阻碍农民 工“融城”梦想实现之间的矛盾，导致眼下新生代农民工“高流动性”突出，“短工化”趋势明显。这与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中西部民工回流产生叠加效应，加剧工 荒感。

　　记者调查发现，问题虽然多种多样，解决之道则不离其宗。“工荒或不工荒”，答案在于“转型或不转型”。

　　新态势：“招工难”更广“用工荒”更长“短工化”更显

　　在申苏浙皖高速公路安徽

　　省芜湖段入口处，巨型广告牌上往年总是唱主角的招商广告，今年春节期间悄然变脸：“热烈欢迎务工人员回乡过年，百余工种万余岗位虚位以待！”走 在芜湖的街头，各式各样的招工标语、广告目不暇接。尽管用心良苦，2月3日，当地人保部门早早为返乡农民工举行专场招聘会，但4800多个招聘岗位中，依 然有过半岗位“空手而归”。

　　事实上，“招工难”正从以往的东南沿海向全国蔓延。与以往不同，此轮“新工荒”的另一个特点是持续时间更长，区域性、结构性工荒已经常态化。

　　而与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相伴生的民工回流现象，加剧并拉长了东部地区的工荒感。近年来，随着产业的区际转移和多个区域经济板块的发力，各地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日益加大，争夺日趋激烈。

　　“以前，80%的新增劳动力在省外就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每年80%的新增劳动力开始在省内就业。”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工作处处长吕志华说。吕志华分析，沿海和内地企业给农民工待遇差距的缩小以及河南省

　　招商引资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岗位，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愿意在家门口打工。比如，一个郑州富士康，吸纳的员工数就达到13万人。正因此，调查显示，今年河南七成劳务工就业意愿是“足不出省”。

　　造成“招工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短工化”。调查显示，被访农民工中，30岁以下占69.7%；38.2%的人在最近单位工作时间少于一年，25.8%为1-2年，仅有17.4%的人超过4年。

　　清华大学“农民工就业趋势研究”课题组的最新研究结果也显示，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其上一份工作的时间、每份工作的平均时间等均明显短于上一代农民工，其职业“高流动性”、“高脆弱性”十分明显。

　　新矛盾：企业留人“有心无力”农民工进城“欲留还走”

　　记者调查发现，“新工荒”背后，集中暴露出两对主要矛盾：企业利润处于下降通道，员工工资的增长诉求处于上升通道，前者无法满足后者；作为城

　　市常住人口的进城务工人员渴望获得市民身份，平等享受城市公共资源，而“半截子”城市化下的城市“新二元结构”，阻碍了这一诉求的实现。

　　上海明天纺织制衣公司总经理徐仁明告诉记者，他在上海宝山和苏北泗洪办了两家制衣厂。由于原材料、土地、资金等成本大幅上涨，加上国外市场不景 气，企业利润率逐年下降。为招工，公司不断提高待遇。目前宝山工厂的一线工人工资已增加到每月3000元左右，还管吃住，社保也和当地接轨。“在目前的赢 利水平下，这个薪酬水平短期内已到临界点，再也涨不动了。”因为招工不足，企业的产能只发挥了70%-80%。

　　收入增加了吗？农民工自己却有着另一本账。老家在广西桂林的卢巧英，和丈夫两人在上海浦东航头镇的一家养猪场打工，夫妻俩年收入合计有5万元左右。她说，收入每年都增长，但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买什么东西都贵”。今年她和丈夫准备去福建。

　　调查显示，40%的被访农

　　民工去年的收入比上一年有所增加，但是48.5%的农民工收入没有变化，11.5%的人收入减少。收入增加的人中，28.5%的人收入增幅在5%以内，即低于CPI涨幅。也就是说，有约七成的农民工去年实际收入下降了。有43.5%的农民工表示“经济压力非常大”。

　　记者采访还发现，有一些岗位相对较好、收入相对较高的农民工，有能力在城市赚钱养家，但因为子女教育、户籍等方面遭遇的种种门槛，很难真正成为“城里人”。

　　新信号：“新工荒”能否倒逼发展方式转型？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等人的研究表明，自2004年以来，中国每年新增就业人口的净增长量都低于新增加的劳动力需求量，且随着时间推移，两者之间差距逐步扩大。当下愈演愈烈的“工荒”更是警醒：中国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时代已经过去。

　　专家认为，“新工荒”客观上提供了一种倒逼机制。其一，对企业，要加快转型升

　　级，提高效益，增强对劳动力市场的吸引力。

　　其二，激发更多制度创新，着力破解“新二元结构”。政府尤应积极作为。“即使实际收入与内地比没优势，但如果孩子能在城里获得较好的受教育环境，不少农民工还是会留在沿海地区打工的。”上海社科院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鸿胜说。

　　他认为，政府不应直接用资金补贴等手段去帮助遭遇用工荒的企业，而应更多地从提升“软环境”入手，加快医疗、教育、培训等公共资源覆盖农民工群体，这实际上就是在提升区域的吸引力，熨平农民工“高流动性”带来的劳动力资源供给的波动。

　　不过，河南省杞县县长李明哲指出，眼下的招工难也不应掩盖目前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实际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仍然面临很大困难，特别是没有专业技术、文化水平低、年龄偏大的劳动力，对于中西部众多劳动力大县来说，转移就业的工作仍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