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原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国务院参事

　　听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老外看点”节目的人，都有一种新鲜感。几个正在学中文的老外，操着生硬的京腔，对中国老百姓司空见惯的一些事情，用他们国家的习俗、他们的理念来品头论足,经常蹦出一些让人忍俊不禁但很有冲击力的观点来。

　　最近刚刚由约翰·奈斯比特夫妇撰写发行的《成都调查》，就具有同样的特点，是一本很值得一读的趣书。这次来看“点”的不是一群学中文的学生，而是“未来学”的鼻祖、曾担任过美国总统特别助理的大师级人物。奈老的未来学著作在全世界的销量已经超过了1400万册。两年前他出版的《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引起了全球对“中国模式”的热议。这次，这个老外谈论的是中国目前最热的话题之一：城乡统筹。

　　大师看大事，用的还是外国马王爷的第三只眼，他所看到的成都模式，与中国人眼中的又有什么不同呢？

　　国人议成都模式，大多是谈土地问题。这可能是因为近年来房地产价格的攀升，土地的含金量更高了。而奈老夫妇则把笔墨都集中到了一个国人不甚熟悉的角度上——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在他们看来，要消除城乡差别，从根本上来说，就要建立“尊重个人权利”的价值观。而成都模式的核心，就是基于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成都改革的三大支柱“产权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基层民主”，无非都是以尊重个人权利特别是农民与农民工的权利为标志的。

　　奈老夫妇发现，成都的产权改革，首先就是承认了农民个人对土地拥有的权利，率先给农民发了证明产权的土地使用证。个人在土地产权上的权利还表现在应该尊重他们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成都的农民有了更灵活的土地处置权，土地可以进入市场交易，也可以自己耕种。还有一部分土地开始了集中经营，这不但提高了耕地的生产率，同时也保证了农民可以通过租金以及给这个企业打工来提高收入和改善生活。

　　同样的，成都的其他一些重要改革措施，也是以尊重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向城市倾斜的公共服务安排，极不均等的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的公共服务，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没有尊重群众特别是农民的个人与群体权利。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大问题。而成都模式正是从这些角度切入，并取得很大的进展的。

　　民主参与更是以尊重个人权利为基石。在这方面，成都又率先往前大大迈进了一步。从2003年起，成都就开始了直选乡镇书记的试验。奈老夫妇讲述了通过竞选上任的成都木兰镇党委书记刘刚毅的故事，就描述了一个民选书记如何带领乡亲们把一个贫困乡镇变成了新都区最为富裕的乡镇之一的过程。成都也在全国率先建立了民主评议和罢免机制，乡镇党委书记每年由党员与村民代表进行民主评议，公众满意度低的要引咎辞职；有五分之一的党员提议，就可以启动乡镇党委书记的罢免。这样就从制度上保护了个人的权利。基层党员与群众也就有了监督政府的真正权力。

　　在与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村级管理机构中，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不仅表现在村民参与支书的选举上。奈老夫妇发现，成都试验中还有一个创新机制：村民议事会。每三年每个村子会选举出21名以上代表，对涉及到村内的重大事宜做出决定，对村民委员会与支书的日常业务进行直接监督。

　　有意思的是，奈老夫妇的书中反复把中国的基础民主机制与西方的民主制度进行比较。他发现，由于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中央集权国家，儒家思想提倡的也是“父为子纲，君为臣纲”这类的等级观念，西方模式的民主在中国历史、立法制度以及大部分国人心中并无根基。因此中国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有一个对民主理念与尊重个人权利的学习过程。他们还发现，在中国的基层民主中，村民在选举时考虑更多的不是政治因素，而是经济因素。另一方面，他们认为，目前的西方政党政治已经走得太远。只要政党政治纠纷还在干扰、延缓决策过程，西方世界的麻烦就不会结束。

　　成都模式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奈老夫妇的观点，不一定能被国内的很多学者接受，一开始也许会觉得把成都模式往个人权利上扯有点勉强。但不管怎样，在对成都模式整体上的把握、核心内容的揭示上，奈老夫妇的《成都调查》还是很有特色的。对成都模式越往深里想，越觉得用什么城乡统筹、城市化、破解二元结构、土地改革、民生工程等等国内所熟知的名词，都概括不了成都改革的真正内涵，都有就事论事之嫌。而奈老夫妇提出的以“尊重个人权利”特别是尊重农民与农民工的权利作为成都模式核心的创见，倒是比较准确地描述了成都这些重要改革的共同特点与深刻内涵。

　　以此看来，在这个问题上，老外的这个“点”看得还是比较准确的。有时他们对中国未来发展比我们都更有信心。用奈老自己的话说：“在中国，给你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什么？我们的答案就是：她在不断完善自己。这是中国与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差异之处。”通过对成都模式的调查，他们可能对中国的未来更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