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王勇平被解除了发言人职务。不过，年终回望的时候我觉得完全可以说，2011年，王勇平以牺牲自己的代价向整个中国社会发出了提醒：现在，“信不信”的问题，已经以前所未有的紧迫性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对王勇平当天的表现，我不愿意用太多的形容词去批评。因为那种情势下，任何一个舌灿莲花者都未必能比王勇平表现得更好，哪怕是后来用6000多字去批评王勇平的前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因为王勇平的角色承受的是两种话语体系的断裂。

　　我们来剖析一下这句话。这一句话的主干是“你信不信？我信”，但话的关键却在当“枝叶”用的两个修饰词：“至于”和“反正”。“至于”的意思是，“你”信不信，无关紧要。“反正”的意思是，“我”说了，你就得信。

　　“你”是谁？“我”又是谁？答案很浅显，意义很深刻。

　　(二)从说教时代到说服时代

　　2011年的新闻事件依然形色多彩，不过剥去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表象，其实看到的是同一个问号：公众信，还是不信？

　　一个农民，8个月偷逃了360多万的过路费，你信不信？郭美美的爱马仕是干爹送的，你信不信？我国的宏观税负是远低于世界水平，你信不信？“中华脊梁奖”你信不信？日本大地震后的“谣盐”，你信不信？……

　　甚至在一些不那么有宏大意义的领域，也存在这样的信不信：你信不信防辐射服没有用？你信不信千滚水不能喝？你信不信米饭被骂能变黑变臭？……

　　这些事件旁边，其实总有一个人或一群人，通常还是掌握着一定权力和话语权的一个人或一群人在大声喊“我反正信了”。换到以前，大家或许也就跟着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因为“说教时代”已经过去，“说服时代”已经到来。

　　(三)不信的后果

　　“信不信”并非是2011年才出现的问题。跨越2007和2008年的周老虎事件，已经考验过社会的信任维度。拼出来的虎照旁边，陕西省林业厅的官员们齐声大呼的，其实也就是这句“我反正信了”。如果说在2008年，我们还可以因周老虎的最终破产而欢呼“质疑精神推动公民社会”的话，3年过去，累积下来的“信不信”效应和对“我反正信了”的调侃，已经显示出了阻力效应。

　　其实，2011年中国的成绩一如既往地精彩：全球经济这边闹金融风波，那边出债务危机，而中国却正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财政收入增幅近20%，人均GDP达4400美元，进入“中等”门槛。天宫和神八完美对接，北斗上天，形象片登陆纽约。

　　但是因为“不信”太多，公众对这些划时代的进步似乎缺乏以往的热情。因为“不信”，红会百年的声誉几乎毁于一旦，慈善事业遭受重大打击；因为“不信”，本该为中国经济助推的高铁不得不降速；因为“不信”，跌倒在地上的老人屡屡没有人敢扶。就连A股的“十年不涨”，也能看到“不信”的影子。

　　因为“不信”，舆论和社会资源大量浪费在了争吵和互相指责中。另一个恶果是，因为对“反正信了”的反感，有人对一些漏洞百出的谣言，也以“我反正信了”的游戏心态去接受，去传播，把整个世界更加搅得真假莫辨。

　　背黑锅的不止是一个被断章取义的北大校长，受害的也不止是一个因不相信医生诊断而几乎断送性命的“八毛门”患儿，“反正信了”的语境，最大的伤害是动摇了社会进步的根基——真相和共识。

　　(四)谁的错

　　不管王勇平是否愿意，在那场发布会上，他实际扮演的还是说教时代的“发言人”。我相信王勇平其实是试图以更为“亲民”的话语来回答记者的，但是因为他传递的本质还是说教的信息，于是他自以为的幽默成了笑柄，他想说服记者的努力成为了“雷言”。

　　说教时代是不需要共识的。因为那种共识本身只是说教的产物之一而缺乏可信度。而说服时代则不一样，无论辩论双方的观点多么迥异，交锋多么火星四溅，要让交流成为有意义的辩论而不是无意义的互喷，双方必须有共识，否则就是鸡同鸭讲，“信不信”永远没有答案。鸡同鸭讲的后果，就是让整个中国失去前进合力，成为一团散沙，这个时候就不得不停下发展的脚步去重建一个共识，然后再寻求发展。而在当前的国内国际环境下，我们能承受得起发展停滞的巨大代价吗？

　　具体的做事方式、具体的行进路线可以有争议，但是前进的基础和目标，价值取向则必须有共识。广义的共识，就是中国能够健康地现代化。而“我反正信了”的态度，是在摧毁共识形成的基础，这样的语境和话语体系是必须彻底被消灭的。

　　描述成绩和进步的新闻，总是被“与实际感受不符”所质疑。原因就在于有人还希望回到“我反正信了，你也得信”的时代，不愿意拿出证据来告诉公众“为什么信”。“信不信”的危机正在由社会焦虑的形式表现出来，主要责任在谁，已经很清楚。

　　(五)动车事故调查报告

　　所能庆幸的是，在2011年的年末，我们看到了一份挽回“信不信”危机的生动标本——“7·23”动车事故那份长达3万6千字的调查报告。一向甚为严苛的新京报社论这样给予这个报告“高分”：其一，这份报告展示了“7·23”动车事故发生的全貌，还原了与事故相关的每个环节，事故发生过程的描述甚至精确到了以“秒”为单位；其二，报告并非自说自话，而是充分考虑了民众关切，比如对“提前结束搜救”、“掩埋车体残骸”等网友和媒体当初的质疑，都有相应的回应；其三，报告还展示了民众很多不知情的内容，如动车信号设备研发过程中的混乱、不负责任等；其四，调查报告还包括铁路部门的整改以及对54名责任人的处分，让民众对未来增加信心与信任；其五，报告在文本上力求通俗易懂，尽可能让普通民众接受，比如，对涉及动车的专业术语附有3000多字的说明。

　　确实，这份报告虽然还存在着可质疑的部分，但在各个细节的具体回应中，我们看到共识被树立：一切以事实为基础，以杜绝类似事故为目标，以中国的健康进步为最终的价值取向。

　　(六)迎接“说教世界”的末日

　　在世界末日的调侃式恐慌中迎来2012，同时也迎来“说服时代”。其实，2012是世界末日的说法，也是美国大片打上的娱乐符号而已，有多少人真的相信呢？或者说有多少证据能说服大家相信呢？迎接说服时代需要共识，对官方来讲，建立共识的最重要手段是拿出让公众看得见的事实来作为证据。没有证据的说教，在这个时代只能被“不信”。这方面反面的例子太多，也有正面的例证：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楼市的调控确实开始见效了，因为房价下降是能感受到的事实，而不是出现在文件和报纸上的口号。

　　2012不是世界末日，如果说是，也希望是“说教世界”的末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