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广东省委组织部、省委维稳办在广州召开全省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经验交流会。会上，省委副书记朱明国特别指出：“我们要变为民做主为由民做主。我们现在有的地方干了好事，群众也并不这么认为，这里就需要改变工作方法，让群众自己去商量去做主。他们才会觉得这个事是共产党帮我们办的。”这一直白之言，既暗合了当前基层官员的内心苦衷，也指明了广东政府部门在当下进行社会改革的具体方向。

　　如果把时间倒推，基层官员一定没有今天这么大的权力和资源，但同时，也一定不会面临今天这么大的执政压力。近年来，围绕着土地、房子、社保、医疗，环保等诸多问题展开的政府与民众的各种冲突，一直不断地充斥在媒体上，也频繁地出入我们的视野。尤其是随着土地价格的不断飙升，越来越多的强拆事件、民众抗争事件，甚至是群体性事件几乎呈现井喷式增长。据人民日报旗下《瞭望》新闻周刊2008年第36期《“典型群体性事件”的警号》报道引用的数据显示，1993年我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尽管我们还没有看到最近一两年的统计数据，但从不断涌现的争端和冲突事件来看，基层治理的困境并未出现根本性的好转。

　　这样一种局面，牵涉的不仅仅是当事的民众与政府，更与高层政府与边缘民众密切相关。从既有的经验来看，一旦引发一定规模的暴力抗争事件，受此影响的群体将会迅速增加，对于社会秩序的破坏以及社会稳定的震荡都是极为严重的。也因为，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涉事民众，以及每一个潜在相关的民众，都意识到破解该困局已是不可避免。

　　然而，破解困局还需诊断先行。综观近十几年来的变化，引发目前这一基层治理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在整个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利益分配机制却严重失衡乃至僵化，一些弱势群体最基本的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其二则是民众自身利益主体意识的日趋觉醒和维权抗争手法的不断提升。

　　就前一点而言，历数几次重大的群体性事件，其背后的根因无一不涉及到基层政府的某些人员在利益分配时存在以权谋私的现象，或对于保护民众的合法利益置若罔闻、无动于衷。而就后一点来说，正如朱明国说的：“当今网络时代，人人面前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新闻发言人，人人都有话语权，人人都是新闻记者，网络维权已经成为群众维权最便利、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借助网络的传播效力，民众的抗争能力有了较大的提升。

　　眼下，对于政府而言，要克服日益严峻的治理危机，就必须依照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对症下药。并且，在整个困局中，政府作为握有最大资源、主动能力最强的一方也必须率先打破僵局。这里首先要求政府在利益分配上进行重大的结构调整，从制度层面来保障民众的合法利益。这就需要政府抛弃某些僵化的思维，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入手，搭建各方进行利益博弈的平台，将抗争与博弈纳入到制度化的轨道，从而杜绝不可控的暴力抗争事件的出现。

　　再者，面对利益意识不断增强、维权能力提升的民众，政府需要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将自己从控制者转为协调者。这就需要为基层民众的自治提供更大的空间，让更多的问题消化在基层内部，而不是事事找政府。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基层要自治以及在面临问题时基层能够和政府实现理性有序的对话，一个基本的前提在于基层必须实现组织化。如果基层一盘散沙，自治必为空谈，与政府进行理性对话也必成天方夜谭。而要实现基层的有序化、组织化，既需要发挥村民选举这样一些正式制度的作用，也需要引入乃至恢复一些非正式的，但深植乡村社会的伦理、规范。惟有促进基层利益表达的组织化、有序化、理性化，政府的治理困局才能真正化解。

　　30余年前，中国面临的是创造财富的困境，于是政府开始释放民间活力，启动经济改革，最终克服了生产上的危机；今天，我们面临的是分配财富的困境，政府又提出“要变为民做主为由民做主”，这将为基层民众的自治腾出空间，也在为社会改革争取时间。但无论如何，要克服分配的危机，既需要民间积极的响应与推动，更需要政府极大的改革勇气与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