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

已经在郑州一所大专念到大二的女儿崔佳今年春天开始在北京延庆的德清源蛋鸡场实习，已经能够自己挣钱，分担家里的压力。“她实习了半年挣了1万多，刚好够下一年的学费。”

谈起女儿，吕永阁话语里充满了内疚。她还记得在南阳打工时，女儿给她写的那封信上的话：“妈妈，你在家里的时候什么都是你操心，你走后，早上没人叫我，我每天上学都是急急忙忙地往学校赶，每天都总是迟到。”

吕永阁总是劝孩子说，你不能把我劈成两半，你看你上学得要钱，我也想在家里照顾你，可没钱就上不了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吕永阁开始外出打工的时候，孩子刚上小学，从那一年起，小崔佳就开始了离开父母自己照顾自己的日子。每天都要“急急忙忙”走上五六里路上学的崔佳，回家后还要承担起照顾爷爷奶奶的责任。给爷爷奶奶做饭，教他们识字。长期的分离，让崔佳与自己爷爷奶奶的感情要比母亲更深，有时候吕永阁回家，女儿常把妈妈喊做奶奶。

在吕永阁的印象中，她是自从离开老家后，就没有管过自己的女儿，没在女儿学习上有过什么指导，也没带她出去玩过。从小学到高中，女儿的学习完全是自己一个人在应对。吕永阁给孩子初高中的所有老师都打过电话，说自己对不起孩子，“什么都想管，就是没有那个能力”。

孩子的爷爷奶奶，对小崔佳也谈不上什么教育。“婆婆不识字，我公公他根本就不知道教育孩子，没有这个概念。”母亲对崔佳的教育基本上靠电话进行，在这样的周末电话中，献身说法的说教是老三篇：“我总电话里督促她学习，督促她好好学习，读书改变命运，说你看我们这一辈的，我们都已经完了，不说了。你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比我们强。我说你想想咱们家一没有人，二没有权，三没有钱，我说就靠你自己。”

读书，是吕永阁这样底层打工家庭，改变自身命运几乎唯一的途径。

可能是靠着母亲这样来自远方谆谆教诲的激励，女儿崔佳成绩一直不错。省级三好学生，市级三好学生是吕永阁总对外人提起的荣誉。

高考前，已经一年没见女儿的吕永阁回家了。她在超市里花了一百多块钱，给女儿买了两大兜东西。考完试的孩子看到了说，“妈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嘛，给我吃一下，能当什么用呢？”一句话把吕永阁说哭了。吕永阁知道，女儿对一年半载才回家一次的她心里有怨。为了省下路费、省下春节里走亲戚花销，从2003年到现在她已经8个春节没回家了。在女儿初中到高中的时候，她基本上是一年半到两年回一次家。最长的一次是她在怀小儿子的时候，从小儿子刚出生到三岁，几近三年没有回家看女儿。

吕永阁知道孩子心里有怨。这么多年吕永阁甚至没有主动提出让孩子寒暑假来北京，拮据度日的生活让她不敢提出。她知道要给久别的女儿买新衣服，可勉强度日的生活却不允许这样的奢侈。  

有一次打电话的时候，孩子对她说“妈你以为我心里好受，每次你离开家，我都哭半个多小时”。吕永阁说孩子懂事，从不当着面哭。

高考成绩出来了，考了510多分，让老师很意外，老师说像崔佳这样自己知道努力的孩子如果复习一年肯定第二年能考一个不错的大学。但家里条件已经不允许孩子复读了。吕永阁给女儿选了一所郑州的专科学校，专业是分数最高的动物检疫与防疫，“想让她能学个手艺，在正规的防疫站工作”。 崔佳是村里好几年来出的唯一一个大学生，在吕永阁的印象里，村里有人考上大学是十年前的事?了。

大学里， 随着近年大学助学贷款和奖学金制度的不断完善，像崔佳这样的贫寒子弟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得到国家的资助。大二时崔佳拿到了3500元的奖学金，占到了整体学费的七成。

据统计，像崔佳这样的留守儿童，在中国有近6000万。在吕永阁老家这样典型的平原村，平时村里剩下的多是老人和小孩。这些小孩从小和父母分开，对他们成长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吕永阁举了一个身边的事：“我们村一个孩子学习特别特别好、拔尖的，都说这个孩子长大肯定是有出息，年年拿奖。后来，初中一年级，他父母到外边打工，一年孩子成绩就下降了。整天和班上的同学，翻学校院墙出去上网吧，父母都不管了。结果现在是倒数第一名。”

在村里，和崔佳年龄相仿的孩子大多初中念到一半就辍学了。有些是受外部环境影响不想念了；有些是因为家里有好几个孩子，家里供不起，按吕永阁的估算，村里只有10%的孩子上到高中。

留守儿童问题是中国户籍的另一个表现。不仅主要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没有真正放开，跨省区户籍改革更是困难重重。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城乡人口迁移模式不同于其他很多国家城市化中那种以永久性家庭迁移为主导的迁移模式，而多以临时、单身、钟摆式迁移为主的原因。以广东为例。大量外来流动人口聚集在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就业，但却基本没有稳定的长久居留预期，只能每年在广东城市和内地农村之间进行往返式流动。这不仅带来了每年春运期间珠三角巨大的交通压力和移动成本，也给流动人口家庭和整个社会带来了多维度的负面影响：大量农村流动人口不得不忍受家庭分居、子女成长和教育无法有效监护、老人得不到照顾等痛苦。特别是由于父母外出打工从而无法监督子女学习，打工者子女在农村学校就读，即使是在农村的寄宿制学校就读，其心理、生理方面的发育往往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不仅对于这些孩子的前途非常不利，而且也不利于社会长久稳定和发展（陶然，2011）。根据广州日报报道，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披露了基于广东三大监狱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调查的最新数据，农民工罪犯中九成以上在26岁以下；八成犯罪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幼年时期被留守农村无人看管。

一直读到大学的崔佳是幸运的。暑假来北京带资实习，她一个月能挣到两千多。这个现代养鸡场干净整洁，福利也不错。因为崔佳踏实努力，很快安排在技术岗位上。女儿说只要她愿意就可以继续留在厂子里。可是吕永阁还是希望女儿之后能回老家工作，“她小时时候，就没照顾他，没在他身边；等我们老了，总要回到老家，希望她能在身边。”

父亲

即使是在当今这个交通发达的时代，外出的打工者可能因为仅仅几百公里的距离，与亲人生死两茫茫。吕永阁父亲是2008年8月去世的。3月份的时候，家里说父亲身体不好，她回家看过已经半身麻痹的父亲。进入8月份，正赶上北京奥运会连轴加班，吕永阁想回家看看老父亲的念头一拖再拖。

到了父亲去世前一天晚上，吕永阁梦到送花的，“是特别多的白花”。第二天傍晚从幼儿园接孩子，“不知什么原因，我满头出大汗，看看别人都没事”。吕永阁心里很蹊跷，有种不详的预感。从幼儿园回来，她给家里打电话，家里说父亲情况很严重。吕永阁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对着电话哭了起来。她想听父亲说句话，可父亲已经不能言语了。

同在北京的姐姐和小弟赶去火车站买票，但只能买到次日凌晨四点的。姐弟几个感到时间已经不允许等到那时了，几经周转，他们终于挤上了回家的列车。

仍然太晚了，到家时父亲已经过世。临走前，甚至没能和自己的女儿们说句话。这是吕永阁最大的遗憾。在这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腿脚不好，四肢麻木的父亲走路时常要撑个小板凳，但由于子女都不在身边只能自己照顾自己。父亲唯一一次来看女儿是在2006年，吕永阁清楚地记得，住了19天的老爸爸哭着要回去，实在是在城里住不惯。

回不去的家乡

    前半生一直在农村的吕永阁，在城市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已经被城市化了。吕永阁说她在城市住时间长了都不愿意回农村去。“在农村办一个事特别难，上派出所办新身份证结果让他们给我弄丢了，还要我交20块钱还和我吵了起来。”刚回家待四五天的吕永阁感觉哪里都不习惯，“觉的哪儿都脏，家里养猪养狗，村里的路也很不好走”。

    随着国家的村村通工程，农村的道路状况有了改进。可吕永阁的切身感受是因为层层转包，偷工减料，那些新修的路不到一年，就成了坑坑洼洼的。不仅是公路，农村水利基础设施也是年久失修，建于文革期间的水渠一直到九十年代初吕永阁刚嫁到村里的时候还能浇灌村里所有的地，可是由于没人看管、维修，现在已经不能用了，又加之村外无序挖沙，导致水位下降，现在不仅浇地只能靠拖拉机拉水，连一般的居民吃水都有困难。这里暴露的是农村基层治理的失序，而这样的情形让第一批走出农村的人，从心理上不愿回到农村，“我姐老说我，赶紧好好赚钱，到时我给你添点，在南阳买房子，千万别回老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