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吕永阁这样的打工家庭，要在如北京这样的大都市生活下去，就要掌握各种生存诀窍，把握各种机会来降低生活成本。

   “我总是在街上，老看海报，看超市搞特价，华联这两天搞特价了，鸡腿五块五，我下班买了将近十斤。超市本来一个人限制三斤，只能买一袋，后来我把这一袋结完帐拿出来，然后让别人给我看着，我又进去拿，买了三次。我不吃，主要是孩子吃。他总说要吃红烧肉，可我哪儿有钱整天买红烧肉吃。只能哪一个超市搞特价就上哪一个超市买。”

尽可能压缩一切开销是生活的第一原则。丈夫在单位食堂做饭，“每月交60块钱，包吃；其它就是一百块的烟钱了”。吕永阁和丈夫两个人一月生活开支大约三百块钱。她俩儿在伙食上能省则省，而对于小儿子的要求却一点也不怠慢，孩子一个人月花销就有四五百。

   “主要是在零食上，每天早饭是两块钱四个小包子加一杯豆浆一块钱，有时候喝酸奶——酸奶是哪一个超市搞特价就买哪一个。晚上有时候就是煎鸡蛋加馒头。”

吕永阁说自己今天只花了一块钱在吃饭上。这是怎么花的呢？“早上，我喝了一袋豆奶粉五毛钱，吃了一个馒头；邻居给我的咸菜，所以我今天等于花了一块钱。平时就是白菜煮面条。”白菜煮面条加馒头，是吕永阁的家常便饭。面条是前一阵商场搞特价时买的一大包，一直存着。白菜很多时候是邻居送的，她总会在汤里放上香菜和从老家带的香油。

    对于物价的上涨，吕永阁是有深切感受的，“孩子爱吃火腿肠，以前是9块钱一大包，现在要18块钱，整整涨了一倍”。对物价的高度敏感，迫使吕永阁把一天里每一份花销都记得很清楚，几乎是锱铢必较地控制一天的生活成本。

前几年，吕永阁的母亲在北京住过一阵，和街上老大妈说起女儿生活艰难，“我这闺女好可怜”。以后，那些热心的街坊大妈就经常给吕永阁送些菜。前不久还送给她家一个可大的老南瓜。这几天吕永阁和丈夫就是用从老家带的棒子面和邻居送的南瓜熬粥、吃馒头。不知这个城市里有多少像吕永阁家这样生活在城市温饱线边缘的群体，用生活的坚忍态度摊平高企的物价。

自1997年《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国发〔1997〕29号）颁布后，我国开始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标准的设定与保障覆盖范围目前主要由地方政府决定，但在实际操作方面，城市低保覆盖对象一直把农民工排除在外。这就使广大像吕永阁这样的农民工群体往往要通过自身努力面对经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