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家酒店做早点，每天3:00开工，10:00结束。平时空闲时间充裕，但要督促他（指她的儿子）学习，没事了就看电视剧打发时间。”这是在上海某酒店做早餐的34岁的肖某的生活状态。她最担心自己没有文化，指导不了孩子的学习，“同时，找起工作来也十分艰难。”

    “常上网、泡吧、唱歌、和朋友出去玩，在家会看看电视，主要是娱乐、时尚方面的。”这是26岁在上海打理服装店的外来务工女青年的业余生活，她说，一般的信息渠道是上网、朋友介绍和身边宣传信息等。

    “一年当中除了回两次家，其他时间基本上在理发店内，从早晨7点到晚上9点，没有节假日，很少出去玩。家里主要靠自己供给，特别是供养子女上学是最大的开销，所以自己在这边也尽量节省。无聊的时候会看电视，但不会去电影院。”这是在上海开理发店的一个年轻小老板的业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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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团上海市委开展关于上海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现状的调研。调研结果显示，该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出从适应集体生活到追求私人空间、就业选择从强调生存取向到看重发展取向的趋势，但是与此不相适应的是，在文化消费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处于文化市场与公共服务的夹心层位置，业余生活中，集体活动和社会性活动缺乏。

    调研报告显示，与父辈农民工主要居住在集体宿舍或生产经营场所不同，只有50.1%的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工人宿舍中，有41%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与他人合租房屋或是独立租房。

    调研人员在走访新生代农民工的住处时发现，很多青年农民工都会对房间进行精心的、个性化的布置，尤其是女性农民工，她们不是将出租房视为一个临时居所，而倾向于将其布置为一个温馨的家。值得关注的是，4.3%的受访者（39人）拥有自购房，调研人员认为，这表明外来务工人员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经济分化。

    调研报告同时显示，有64.2%的受访者将“赚钱养家”作为自己来沪工作的首要动因，但是，选择“过城市生活”、“见见世面”、“寻找发展机会”和“为前途考虑”等非经济动因的受访者也多达32.9%，其中“寻找发展机会”占到16%，仅次于“赚钱养家”。

    对此，调研人员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机与父辈已经呈现一定的差异，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

    尤其让调研人员感慨的是，交流中，新生代农民工也表达了对电影、音乐会、图书等文化活动的向往，但当前的文化消费市场却让低收入的他们捉襟见肘。

    “一般而言，获取文化产品的主要途径不外乎两种：一是通过市场购买，譬如去电影院、剧院消费；二是通过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譬如公共图书馆、社区文化中心。”该调研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二者的夹缝之中，他们无力承担相对高昂的文化消费。在访谈中，有多位青年农民工表示：“进电影院看进口大片需要80元，一般的片子也要40元。太贵了！”但另一方面，他们又缺乏户籍身份，也无法享受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

    在此次调查的受访者中，月收入在1200元~3000元的人数占76.4%，有4.4%的人月收入在1200元以下。这样的收入水平在上海几乎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无力在文化产品上有所投入。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活动范围狭小，而且对所在社区文化生活的参与程度也偏低。问卷显示，“根本不知道社区有活动”和“知道，但没被邀请”的受访者共占63.3%，经常参加社区活动的人仅有7.7%。

    因此，该报告将新生代农民工称为在社区文化生活参与方面是主流社会的局外人。

    在此报告基础上，团上海市委建议：党政机关通过制度创新，资源投入，逐步实现文化类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新生代农民工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文化资源；通过法律和制度规范，强化用工企业的社会责任，促使其进行人性化管理，通过企业文化建设使新生代农民工认同企业，并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鼓励社会团体参与共治，工青妇等社会团体应关心、吸纳新生代农民工，为改善其精神文化生活提供资源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