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培林教授近日表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一项社会体制改革，其意义深远。

      李培林表示，中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战略决策，自然有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一些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低、政权长期稳定的国家突然发生社会剧变，以及我国社会也发生巨大变化、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这种大背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当前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也是一项“硬任务”。但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其深远意义并不局限于此。

      李培林说，现在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主要是强化政府管理，政府力量的强大是我们的优势，因此最重要的就是加大对政府管理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把政府管理的力量贯彻到社会各个领域；二是认为，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就是强国家、弱社会，很多社会问题的产生是因为权力没有得到制衡，因此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重要的是改变这种状况，培育公民社会的成长，更多地依赖社会自治和社会组织的参与，实现“社会治理”；三是认为，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原有的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在某些方面已经难以适应这种变化，所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实际上涉及到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这项改革是继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当前整个社会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这三种看法都有自身的一定道理，但我更倾向于强调第三种看法，因为这是目前往往被忽视的一个方面。当前社会问题多发凸显，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管理体制来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在一些方面不能完全适应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和信息化的进程，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迫切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李培林说。

      李培林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了一套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政府全能的社会管理体制。政府不仅在经济上统一计划、统负盈亏、统购统销、统收统支,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在社会方面通过干部统一调配、职业身份统一确定、人员统一安置、社会事务统一部署、社会活动统一组织等，建立起以政府为中心的全能社会管理体制。这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全能的社会管理体制，改变了旧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状态,建立起高度统一的社会秩序，极大地增强了国家对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控制能力，为我国在非常薄弱的经济基础上调动一切资源完成工业化体系的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社会管理体制也存在固有的弊病，一方面，政府包办一切社会事务，不但行政管理成本很高，而且在把一切权力集中到政府的同时，也把一切责任都集中到政府，社会自身缺乏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机制；另一方面，把社会管得过死，消灭一切社会自由空间，缺乏社会流动，也使社会缺乏活力和创造力。

      李培林认为，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的社会管理体制也已经进行了很多改革和调整，但我们对这种变化的方向和趋势，还没有足够清楚的认识。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实际上是要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需要，建立起一套新的社会运行的体制机制，这种管理社会领域的体制机制有别于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它也需要引入竞争，但不能完全以谋利为目的，它也需要政府负责，但不能政府包管一切。在这个体制机制问题上思路没有理清，在实践中就会出现一些偏向。比如，一说加强社区管理，就以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社区变成政府管理的末梢，一说加强事业单位整顿，就出来一批“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单位，一说发展社会组织，就产生许多吃“财政饭”的新机构。创新社会管理的方向应该是降低政府管理社会的成本，而不是与之相反。

李培林白哦是，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格局，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关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表述。党委统领全局、政府负责实施、社会各方协同、公众广泛参与，这每一个方面都不是可有可无的。目前在实践中，前两个方面各级干部是熟悉的，后两个方面则是相对陌生的。而且，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管理和驾驭经济方面已经取得巨大成就，尽管还有许多方面需要继续深化、攻坚，但总的来说已经有很多成熟的经验，各级干部都比较熟悉管理经济，经济管理和经济宏观调控也已经形成了系统的体制机制。但从社会管理来看，各级干部还相对陌生，什么叫“社会管理”？怎样进行“社会宏观调控”？它的领域、边界、手段和机制，都有很多需要厘清的地方。所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哪些事情要加强政府监管？哪些事情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降低管理成本？哪些事务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和自治？哪些事情要引入市场机制并强化企业社会责任？诸此等等，都需要在理论上弄清楚、在实践中落实到位。从国家的长治久安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和完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适应时代变化的新的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也许就是所谓“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