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十多年中，房地产市场在企业的主导下，以逐利为目标，无论是色彩，还是建筑形态，都是用商业原则创造出来的。各种小区都是封闭的，保安站岗，把小区中的居民和围墙外的世界完全隔开，在城市中形成一个个不相往来的堡垒，邻里守望的安全感被保安所代替，传统的和谐、融洽街坊格局被破坏。

　　在欧洲，传统的老城都还在，房子都是临街的，街坊大院是和公共性生活连接在一起的，人走出家门，就直接上了街道。多年来我们搞城市建设的样本，其实全部是国外郊区建设的模式，封闭式的小区最终成为“睡城”——白天无人，晚上回来睡觉，没公共生活，没邻里生活。

　　中国历史上是有“城市”的，我们今天把“睡城模式”植入到中国的城市化中， 实际上是一种“反城市化”。最后的结果是所有的城市都变成大郊区状态，道路、河道都被隔断了，旧建筑很快消失，被一个个新建的封闭式小区取代，真正好的城市结构崩溃，公共生活越来越少。

　　城市生活的文明度要靠成熟的邻里关系作为基础，这种结构被改变，城市的基层结构就四分五裂，公共性的生活很难形成，政府投入巨大的各种基层建设机制，包括社区建设、基层党建、“邻居节”等所致力构建的和谐、稳定、文明度都很难真正起作用。建筑，可以改变人的意识和思想，希望这一轮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公租房建设用“开放式”格局，科学规划，从建筑角度，重建城市公共生活，化解“堡垒”。

　　商品房价格差距很大，不同收入的人群，居住在不同的小区，凸显阶层差异。在原有的住宅开发模式下，这种局面无法改变。政府主导公屋建设，就可以通过“贫富混居”，构建“混合型”的城市居住结构。

　　公租房应可做到“人人均可租用”，根据各人收入多少，收取不同标准的租金。举例说，在欧洲，有不少城市，公租房规模占到全部住房的一半。历史上有不少建筑大师的著名作品，就充分体现了让不同阶层人群共享蓝天、共享公共设施、和谐混居的思想。比如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1952年设计的建筑史上的名作——马赛公寓，从单身汉到大家庭都可以找到合适的住宅，并形成一个集体性社会，过着祸福与共的生活。公寓的底层架空与地面上的城市绿化及公共活动场所相融，让居民尽可能接触社会，接触自然，增进相互交往。

　　以中国这么大规模的城市化，通过合理的建筑规划，不仅仅是满足人们住有所居，还能在科学基础上，实现城市的现代化，并从中体现出优秀的价值观和思想，这种对世界的贡献，才真正称得上“中国的软实力”。

　　“公房”和商品房只是产权关系的区别，公房作为政府公益项目，不仅不应降低品质，反而应体现时代的水平，成为城市品质和品位的“主导者”、“引领者”。柏林二战之后至今大量地搞公共住宅建设，很多大师都在那里留下作品。大家的观念普遍是，这个是公共住宅，一定要设计好。走到哪里看到个好作品，就知道一定是公屋，而那边那个差的肯定是商品房，“这么差，一定是开发商干的”。

　　在德国斯图加特郊区，一批大师共同打造了公租房社区；现代设计的鼻祖包豪斯学派早期的一批大师，就专门为工人社区设计建筑。那些公租房社区，材料很朴素，但是设计很用心，投入也不大。现代建筑学甚至有一种观念，建筑的造价不应太高，看到高造价的房子应该感到是“不道德”的。很贵的社区就属于“不道德社区”。

　　建筑的设计思想，应有助于保持社会的品德、价值观。要让人们明白，生活品质不等于华贵，高端设计并不等于华贵的住房。韩国上世纪80年代曾兴起“贫寒美学”的运动，提倡“贫寒是高贵的”的价值观。中国传统建筑理念的主流导向也是如此，白粉墙很廉价，但是代表品格高洁。明朝的文人看到老地主的雕梁画栋，会报以轻蔑的一笑，认为那是低层次的人才会使用的。所以公租房的设计思路就应该是高端的、有文化的，但是成本不高、绝不华贵。

　　“高而不贵”的公租房应承担创新使命，为中国的居住文明创造核心竞争力。可以不断引入先锋的、有创意色彩的设计理念。举例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生土建筑研究中心就在里昂附近，是用生土、夯土技术，来创新建设公租房，有十几个先锋设计师的作品，完工后十分受欢迎，“一房难求”。面临世界上前所未有城市化规模的中国，要为那么多人口在城市里提供住宅，又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应该高举起“公屋”大旗，举办“中国公共住宅双年展”，就像闻名世界的“威尼斯双年展”一样，成为“国家级品牌”，甚至成为“国家名片”。文/王澍(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教授)（整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方益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