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想像，对张所长“遥控办公”称“说不清”的徐局长，是咋管属下的？难道20年一直在省城西安开公司作生意的张所长没来局里开过一次会？

　　所以，说“不清楚、管不了”系假，是所长与自己存在信息沟通与互动默许才是真。据说，张所长上演“遥控办公”大戏20年不谢幕，源于他每年给房管所交几万元的费用。若无局长同意，张所长能有这个胆子和能力当“红顶商人”吗？若无局里批复，估计所里的任何一名职员包括副所长在内，是断不敢收下张所长这笔“封口费”的。张所长对这笔已累积交给所里的“封口费”取名为“创收费”。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这一年几万元的上缴费用，也不过是左手拿、右手出，一边拿着所长薪金，一边用这笔钱去确保自己在西安的公司能长期运作。

　　面对此类“红顶商人”，一些部门总喜欢解释说：“是因为制度缺陷和监管缺位。”此说纯系废话。制度有缺陷吗？似乎是有点，但每每出了既作官又当老板的案例时，实际上是拿“制度缺陷”来作挡箭牌，想推诿塞责罢了。谁说缺制度？我国国家公务员法明文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或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在同事们呼唤“领导你在哪里？”电话那头总是“牛”得惊人的回音：“我在西安开公司”。或许张所长还会说：“咋啦？你们有意见是不？俺不怕，我上面有人。且上面同意我交一笔‘创收费’将此事摆平。”

　　说一年两年领导不来所里，或许没人知道，20年不见所长身影，那就说不过去了。这不是监管缺位，这完全是权力庇护之下的故意纵容。纵容的背后，不外乎隐含着利益输送的链条。链条甩动起来，是金银脆响的声音。使得监管者充当被监管者的“保护伞”，其核心内容便如同玩“猫鼠同眠”游戏。所以，我们对山阳县曝出的这起“红顶商人”事件的彻查工作，不妨从局长的这句“管不了”开始寻找有用线索，说不定这起事件的背后隐含着不少让人震惊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