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深陷债务危机。到2010年无论是按国际公认的“债务余额/GDP 60%”的警戒线，还是“财政赤字/GDP 3%”的警戒线，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美国、日本均已超标。

    目前，从技术上看，希腊已经“破产”；而意大利主权债务又被降级，进一步增加了欧债危机救援的难度。一系列危机，可以透视出西方债务危机中反映和可能反映的十大矛盾。

    一是超高福利与政治体制的矛盾。西方政治体制表面看核心是“三权分立”，真功夫是竞选。二战以来西方普遍实行超高福利政策，形成超高福利文化，且胃口越吊越高。

    为了选举的需要，各参选党派就不得不竞相承诺提高福利的价码。“超高福利文化”的“无限性”与民主政治体制趋向的“极端性”形成尖锐矛盾，并由此产生第二个矛盾，即兑现竞选承诺与财政能力的矛盾。

    为了兑现竞选承诺，就得提高财力，接着就得增加税收。但是西方人口逐渐老龄化、劳动力成本上升，造成产业空心化。这就产生了第三个矛盾，即经济衰退与增税的矛盾。

    据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欧元区GDP环比已从一季度0.8％跌到二季度0.2％，创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其中作为欧元区火车头的德国仅为0.1％。法国更是原地踏步，三季度预测数比二季度还低。经济衰退增不了税，又要维持党派权利和争取连任，就得实行赤字财政，大肆举债，这就产生第四个矛盾，即保位与欠债的矛盾。

    为了保位而欠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欠债越来越多，雪球越滚越大，就形成了债务危机，就得减少赤字。“减赤”引发民众抗议、消费低迷，带来进一步的经济衰退、失业增加，反过来又导致税收下降、赤字增加，这就出现第五个矛盾，即克服债务危机与经济衰退加剧和社会动乱的矛盾。现在示威游行和骚乱已经此伏彼起。

    高债务问题自身解决不了，就要向其他国家求救，这就产生第六个矛盾，即德国等国的救助意愿与救助代价的矛盾。换句话说，就是德国人岂能替希腊人埋单？默克尔是想救欧元的，但她面临着要欧元还是要选票的问题，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这也是德法等国口惠而实不至的原因。

    德国解决不了，欧洲央行能否帮助解决？英美等国由于是自主货币国家，还可通过债务货币化（变相赖债）来解燃眉之急。这样一方面把通胀祸水引向新兴经济体，一方面若干年后央行再公布免除政府债务，或者干脆再掩饰一下，发它个百年长债，后人埋单。这样做，美联储可以，但欧洲央行难，首先德国的议会就难通过。即使欧洲央行有意这样做，欧元区债务国又何止“欧猪五国”？就可能出现各高债国争抢“货币化额度”的乱局，这就是第七个矛盾，欧洲央行体制与债务货币化解决方式的矛盾。

    同时，目前不仅是西方高债国的融资需求高峰，也是西方银行体系的融资需求高峰，西方银行体系的融资需求与其总负债的比率大多达30%~40％，这就产生第八个矛盾，高债国政府融资需求与银行融资需求的矛盾。

    上述种种办法解决不了问题，只好债务展期。债务展期产生第九个矛盾，长痛与短痛的矛盾。短痛可以让高债国破产（当然破产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长痛说不定会经历更多的剧痛，最后使更多的高债国破产。

    长痛短痛都不行，可否欧元区再前进一步成立“欧罗巴国”？欧元是欧元区货币体制的象征，“欧罗巴国”是欧元区财政体制的象征，这个设想可行么？这就出现第十个矛盾，欧元区货币体制与财政体制的矛盾。德国人不愿替希腊人埋单，希腊人觉得小国之君也比大国小民风光……

    上述十大矛盾的第一推动力仍是西方超高福利和政治体制的矛盾。如果西方不解决政治体制上的“极端民主化”和文化上的“超高福利主义”，十大矛盾难以化解，暂时解决也是饮鸩止渴。

    回过头看，2008年金融危机特点是死得快，但救助也快，不过药物要时时备用，治标不治本。而目前的债务危机是癌症，特点是死得相对慢，但救治也慢，如未扩散，可以开刀动手术，如扩散范围、程度有限，可以多次开刀，同时施以中医疗法，这样或许有救。（唐双宁 作者为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本文为作者在2011欧亚经济论坛暨西安（浐灞）金融高峰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