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特征】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过，这种风险在中国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伴随着各社会群体收入的绝对增加。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扩大的趋势，但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全社会各群体的收入水平都呈现了增长的态势，这种绝对收入的增长使得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风险有所下降。 

    其次,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相对缓慢减轻了城市问题突出的程度。 受到户籍等制度的限制，我国城市化进程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因此没有出现拉美等国家的城市贫民窟问题。虽然这种滞后的城市化进程使经济增长失去了一些机会，但也使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了可持续性。而且，我国还存在因城市化不平衡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增长跟进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化问题所带来的风险也被大大消减了。 　　

    第三,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 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产业，但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资源价格上涨，经济进一步增长要求产业结构必须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我国发展到这个阶段面临的最大风险。 　　

    第四,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扩展和加深使我国频繁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频繁和紧密，随着对外经济关系的扩展和加深，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和第一出口大国。这种对外经济关系地位的改变，既加大了对外部经济的依赖，也蕴育着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 　　

【规避方案】

    有专家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临界点。同时，在中国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共识下，研究者们也提出了不同的思路和解决方案。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路径对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杨伟民表示，要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仍然是我们重要的任务和基本方向。摩根大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龚方雄认为，如果在未来十年过程中能够突破品牌、技术、资源这几个瓶颈，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有保证。

    分配体制改革藏富于民。收入差距过大和国民收入未能与GDP实现同步增长被认为是一些国家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主要原因。著名财经评论员刘戈认为应向日本学习“均富”策略。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提出，为了避免我国城乡、行业和地区等收入差距扩大，迫切需要政府和企业联手推进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教育改革提高社会流动性。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提出，社会流动性是经济长期增长核心。政府的投资应该从物质资本投资转移到教育和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是总量要增加，还要着重消除教育和健康的不平等。日本在教育均等化上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放松市场准入限制。中国的经济总量今非昔比，作为一个规模越来越大的经济体系，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越来越复杂，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也越来越多。这些都必须要有“顶层设计”。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表示，在体制上要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体制，还要放松各种市场准入限制和职业准入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