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有关“社会管理”的新闻频频出现于各类媒体，这与最高决策层的重视是紧密联系的。5月30日，胡锦涛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会议指出，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中国社会管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法律政策、方法手段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既十分紧迫又需要长期努力。有关评论指出，年初以来高层的一系列相关活动和表态，显示出社会管理得到执政党前所未有的关注，已经被提到“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高度。

社会冲突与制度缺失

    就在此次政治局会议前几天，5月26日江西抚州市三座政府建筑物连续发生爆炸，造成多人死伤。据报道，当场死亡的犯罪嫌疑人制造这场貌似“恐怖主义”爆炸案的动机是十年间这户普通的家庭两次因公路改扩建被拆迁，其对法院判决和赔偿方案不满。

    而在这次政治局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广东潮州市和增城市先后出现川籍打工人员与当地人员发生纠纷，引致大规模群体事件，甚至出现暴力打砸的情况导致当地正常生产几近停滞。

    在前者，被拆者对强拆者的愤慨与对制度内解决的失望加之长期的生活压力汇成弱者绝望的、失去理性的反抗。

    于后者，劳资冲突、地域观念、基层治理失序裹挟着误解、谣言和别有用心的煽动构成了一个个社会冲突的引爆点。

    引发社会冲突的不和谐因素激增的背后有着深层的社会结构性原因。

    首先要看到的是，在社会急剧转型期，以社会公正为导向的社会综合制度体系远未建立。这里所说的综合制度体系并非仅指法治体系，而是保障社会各领域规范有序运行、社会稳态发展的、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的制度约束的结构性缺失。这包括对公权力的制约、防止公共机构牟取自身利益导致权力异化的制度，也涉及到保障社会财富合理配置的市场制度和再分配制度。

    正是各领域规范性制度及领域间制约性制度的残缺直接导致并持续加剧着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扩大的社会断裂线。请注意，这里用的不是通常被关注的贫富差距的扩大，事实上，收入差距在可控范围的拉大是市场经济建立的必然结果，只要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其本身并不会成为社会冲突的源头。而社会断裂线则要深刻的多，这样的断裂线不仅是物质层面相对明显的货币收入的多寡，也是社会权利层面的；不仅是指显性的权利如与职业和户籍相联系的社会福利水平，还包括隐形的与社会地位相关的、攫取资源能力及回避社会处罚及社会风险能力。同时，这样的断裂线同样发生在心理和自我认知层面，这就表现在不同的身份群体（职业、地位、地域）之间、甚至不同个体之间隔膜、信任缺乏与排斥。前几天有一则新闻，在城市地铁里一个农民工宁愿蹲在门边也不去坐在空着的位子，是这种社会心理隔膜较温和的表现；而较激烈的情形中，这种隔膜很容易扩散为毫无理性的报复性行为，在不久前发生的另一起发泄性爆炸案中，犯罪嫌疑人甚至根本不认识受害人，只是因为“他从我恨的那个官员住的小区出来！”

    面对这样的社会多元分化与广泛存在的社会断裂，相应的社会管理则显得滞后。应该讲，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与高度集中的行政体制和资源分配体制相适应的是以户籍制度和单位制度为代表的社会管理制度，这两个制度相互配合把民众组织于各个行政地域或“单位”之中，从而把对无数个体的管理转变为对有限的组织化模块的管理。这样的制度对工业化积累阶段的社会稳定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社会管理：从态度到手法

    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积极推进社会管理理念、体制、机制、制度、方法创新。事实上，作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之一的社会管理职能，其自身机制受制于如上谈到的更为宏观和结构性的制度设计，即单纯的社会管理机制本身的创新是有其在深度、广度和效度上的局限性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直接面向社会民众，并常置于社会矛盾、潜在冲突点之中的社会管理职能执行的好坏，对社会稳态控制、民情民怨调节有着立竿见影的治标功效。这也就是中央在所谓社会冲突高发期大力倡导社会管理创新的立意了。

    社会管理可粗略地分为两个层面：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

    如同一般社会工作的常识，社会管理做得如何，态度远比手段来得重要。有评论说，社会管理用心就好，确实如此，我党在早年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时期有着不胜枚举的群众工作经验，因为当时的领导者深知在严峻的战争环境中，与群众关系处理的如何直接关系到弱小革命政权的存亡。“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如果真能把群众疾苦、把普通民众的利益放在工作的首位，恐怕手段的创新是水到渠成的。

    如果说工作态度反映的是社会管理职能中的相对不变性，那么社会管理的具体机制和手法则是显现了其时代适应性。随着单位制度的瓦解和户籍管理的弱化，社会管理的方法需要一系列的调整，而这其中最根本的恐怕是“管理式”工作思维定势向“供给式”思维的转变，即社会管理主体由民众的管制者向公平制度和公共服务平台的供给者转变。这其中最大的分野在于，社会管理的手段不再只是制裁、处罚这样简单，而重在搭建反映民众诉求、引导民众积极进取、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的社会互动平台。在这样的平台上，社会组织逐渐发育并承担相应社会功能，政府从公共服务的直接供给者向总买单者转变。

巫溪经验：“用心就好” 

    重庆巫溪在社会管理的态度上和机制上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重庆巫溪是个典型的劳务输出地区，地区劳动力、资源外流，组织涣散、县城社区环境脏乱，上访频繁、社会问题突出。面对这样的局面，当地政府采取了三方面的措施，在几年的实施过程中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一是以群众精神“唤醒”为先导， 发挥党员的作用，重构党群关系。当地北门沟小区，党员、积极分子们成立清运北门沟垃圾的“特别行动小组”，带领群众组成近千人的垃圾清扫队，只用了一周时间就清除了十余年来堆积如山的垃圾。用自己的力量除掉了当地的“龙须沟”，也豁亮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心。 这让当地政府深刻认识到改善干群关系，唤醒民众主人翁意识的重要性。在北门沟清理之后，县政府趁热打铁筹资20万元，按照北门沟群众愿望进行引导，硬化道路、绿化社区。一个完全由政府投资需近200万才能完成的工程，在以群众为导向的工作方法下，仅用20万就得到彻底解决并赢得了群众的赞誉。

    二是社会管理机制创新。巫溪县率先在全市成立了群众工作部，将县信访办、四城同创办、三项活动办进行统筹，并将群众工作体系延伸到部门、乡镇、村社区，构建了三大工作体系，即民众联络体系、民怨调处体系、民情调查体系，完善了县级领导入户走访、下社区、城中村接访、民意调查、三会一听证等社会管理工作机制，以群众工作为基础，着力解决民计、民生问题，形成全民参与，政府管控，局部调控，乐和建设的社会管理新机制。

    三是社会管理网格化的系统实践。2007年开始，巫溪探索了网格化管理模式，创造性地将县城划分成110个网格状单元，在网格单元内实行立体式管理模式。由若干领导干部、社会督查员、环卫工作人员组成的网格小组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民意、化解矛盾、维护社区环境等。通过“网格化管理”整合了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提升了党政干部的社会责任感，打破了干群之间的信任和情感壁垒。

    客观地看，被概括为“乐和工作法”的巫溪经验中很多做法不过是中共早期优良传统的回归，毛泽东曾用更精确的语言概括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法则。创新也好，回归也罢，总之是让我们又一次体验到了“社会管理用心就好”这句话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