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引领我进入都市大世界的人，是我的外祖父查尔斯·格雷塞尔。他其实是我母亲的继父，但我们的关系却密切有如血亲；况且，我也没有其他外祖父。他天性和蔼可亲，因为时间宽裕，陪伴我消磨了一个个白天，从1899年起一陪就陪了将近6年；这一现象也反映了当时某些社会背景。他60岁的时候，自愿从已经做了很多年的职位上退休了，成了一个“有闲人”。我猜他已经做了几十年，甚至更久。他以前是戴莫尼克餐厅的侍者领班，那家餐厅号称拥有全纽约城最好的餐饮料理。至今我的藏书中仍然存有一册出版于19世纪90年代的戴莫尼克菜谱。书中有数量极多的功夫菜菜谱，既满足了食客们的爱好，又赚足了餐厅老主顾们的胃口。到退休之后时，外祖父自认已存够了一笔足以让他安享晚年的积蓄。我认为那笔钱加起来还不到2000美元；当然，就当时的平均购买力而言，那时的2000美金价值是现在的许多倍——我到60岁时的积蓄可能绝对没有那么多……

    外祖父中等身材，很胖但很结实，头很大，额头很高，蓄着络腮胡子，因每天以难闻的药水包养而颜色愈深：但厚厚的上唇却没有蓄须。他眉毛很浓，像被刷子刷过一样根根上扬。他这副尊容甚至在晚年都有一种吓人的流氓相，而他在年轻时的照片里，这种恶相甚至更为明显。在我看来，他的样子就像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连环画中的角色，一个叫“狡猾爷爷”的可亲的幽灵人物，时时刻刻以反恶作剧提防着那他调皮捣蛋的小外孙。

    我们下午出门的时候，外祖父常穿一件双排扣大衣。尽管那件外套把他衬托得十分威严，他其实是常开俏皮玩笑戏弄别人的，比如你一转身他就忽然在树后躲起来跟你玩捉迷藏。或者，比如在家的时候，我前一天刚在院子里种下荷兰芹种子，第二天他就栽种上一整株带叶的大荷兰芹，假装是我在学校的时候它自己窜出来的。我很小时候，他的一些恶作剧常常吓着了我。他从莫尼克餐厅带回来的假面具，会让我觉得我最爱的外祖父忽然不见了——那还是假面舞会盛行的年代——这总让我承受着十足的恐惧感；甚至连圣诞老人的面具也让我大倒胃口，虽然我也同样热衷于自己做面具吓唬别人。他时常往家里带的大份儿的佐以巧克力的脱骨火鸡，或是佐以纽堡酱的龙虾。我至今仍然记得那些鲜美的味道。

    外祖父从来都亲切善良，幽默感十足；在我们下午外出散步时，他总是不时看看表，引着我猜时间——如果猜对的话，他常会给我些零钱或者一块糖当做奖励——我时间感觉准确得惊人，起源大概就是由那里面而来，这种准确至今依然……

    一直到八九岁的时候，我几乎每天下午都是在外祖父的陪伴下沿着中央公园或河滨大道闲逛。这些经历装点了我童年记忆画卷中最美丽的背景。

    外祖父几乎能说出第5街和河滨大道沿路每座豪宅里住的是谁。我们经常在中央公园东驶的马车经过之前找一张长椅坐下，例行观看每天下午的车水马龙。整个公园就像一条传送带，只见车流依次前行，像自我炫耀而有些装模作样。车流中，有布鲁厄姆车、维多利亚车，以及外形大气豪华的出租马车……外祖父能够根据马车通过的顺序，一说出他们的姓名，有时候还加上一些个人经历，这些人包括：阿斯特、范德比尔特、戈列茨，以及400多个他人士。他还了解这个圈子以外的有钱人，比如拉塞尔·塞奇，他常乘坐一辆旧式的有流苏顶棚的萨里马车。“他是个吝啬鬼，几乎一毛不拔”，外祖父经常这么评价塞奇，“不过他老婆倒是个好人。”

    奇怪的是，我仍然记得其中一个叫阿特斯的人的穿戴——不然就是那个范德比尔特?——他经常驾着一辆四匹马的马车穿过公园，车厢后面站着替他吹喇叭的御者：长相很精神，红润的脸颊，乌黑尖头的连鬓胡子，在白色领圈上高高翘起。我也记得昌西·迪普：他白色的络腮胡子与外祖父的灰胡子形成对比。1904年那个时候，普迪身体很虚弱，出行必须有人陪同；外祖父从滨河大道的栏杆上俯视着他，一边评论说，“这个可怜的家伙，没多少日子好活了。”两年以后，外祖父过世了，反倒是迪普继续与死神抗争了不短时间。

    周末出门的时候，外祖父会带我走得更远些，去拜访友人或是交情更好的老朋友，比如巴斯蒂安一家人。巴斯蒂安老人为人和蔼可亲，胡子花白，长得有一点像格兰特将军，以图书装订为业。也同其他来到新大陆的做派文雅、理想主义的德国人一样，来到新大陆与其说是寻找更客观的收入，不如说是因为渴求自由。正是这位巴斯蒂安，在我只有8岁的时候，就极力主张我阅读詹姆斯·费尼莫尔·库伯作品，例如《间谍》、《向导》、《先锋分子》等等，自然还有我最喜爱的“皮袜子系列”小说……这都得感谢他。

    这种散步会让我们有机会逛遍整座城，可以去外祖父定做靴子的运河街，也可以去他买雪茄的东第五十几街，他总是从制造商凯泽和克鲁格那里直接买。他们的雪茄中等价钱，手工制作。星期六的话，有时候我们也到布鲁克林的景色公园听乐队演奏会。舅公路易斯·斯布里希就会带着他父母双亡的小外孙休维尔和我们一起去；孩子当中那个休维尔，跟我年纪差不多，是个女里女气的男孩。有时跟外祖父逛中央公园时，会碰到一两个他在戴莫尼克餐厅共事过的老朋友。他们就像外祖父一样，穿着讲究，温文尔雅。特别是一个快活的菲律宾人，他以前是戴莫尼克的主厨，常穿一双双排扣灰色大衣，配以一顶灰色高礼帽（那是一套非常考究的赛马会礼服），突显出他是拿破仑三世式特有的灰色帝髯。我至今还记得他那一口滔滔不绝的法语……

    那几年下午例行的出门散步，让我初步对城市有了印象，包括我们住区以外的广大地域……总之，从1915年起，我就开始系统地步行考察我的纽约城和它周遭地区，亲眼看到这座城市的巨大活力，仿佛阅读一本大部头著作那样，细细品味着每座建筑物。这样不断行走观察当中，我又感到，这岂不就是继续着早年我独自一个人在城里那些悠哉悠哉的巡游漫步吗？

    总之，令人欣慰的是外祖父的坚毅刚强，泰然沉着，这种沉着是一种大将之风。他长期病痛最让人悲痛的是他无法行走以后身体肌肉的萎缩，衰退后笼上了一层暗灰色的阴影。但是，即使到生命的最后，他还是保有一种时隐时现的幽默感。1906年7月的一天早上，我与他道别的时候——他是9月去世的，他知道这可能就是我们的永诀了，于是对我说：“记住，路易，我走后，你妈妈以前怎么责骂我，也会照样子地责骂你，别计较。要对她好一点，好好照顾她。”

    我太爱外祖父了，以至于用一种孩子才有的近乎麻木不仁的自我保护来面对他的去世。死讯电报打到了弗蒙特川约瑟芬夫人的法式农庄，那时我照例在弗蒙特川消夏。我表现非常冷静，不带感情地询问了他死后我妈妈和我们的住处会有什么变化。没有一滴眼泪。我是在他完全离开我的正常生活一年多以后，待我完全成熟，每当默想我的童年，才意识到他对于我的全部含义。他对于我的意义，真的不仅仅限于城市研究方面。

    外祖父的身影构成了我小时候的核心记忆。虽然如此，城市的其余部分仍然通过其他细枝末节向我彰显着它们的存在。这些更加零星的记忆片段也一直陪伴、滋养着我。我的保姆奈莉·阿赫恩（Nellie Ahearn）也是爱尔兰人，十年来一直为我家烧饭帮佣。是她第一次把我带进了城市中西部，四十几街上肮脏的公寓房；第一次把我带到了靠近阿姆斯特丹和哥伦布大道上她亲友的家里。那些公寓房的走廊里飘着难闻的气味：炒过头的圆白菜味混合着家具上光剂的味道，掺杂在其中最难闻的是杀虫剂和消毒剂的味道。住户都指望用这些杀虫剂作为辅助手段，来增强肥皂的洗涤清洁效果。据说，味道越难闻效果越好。

    不久，我就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了更加贫穷的住所，那是19岁时候，去拜访我的朋友欧文·格兰尼克奇，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作家迈克尔·高尔德，著名小说《没有钱的犹太人》就是他的作品之一。他住在东区很远的克里斯蒂大街上，我常去拜访他。他的住处只有一个窗户能照进自然光，而且因为建筑年代久远，成群的蟑螂和臭虫有充裕的时间在实木家具里安家盘踞。但我必须补充一点，那时即便是最优雅的住宅区，比如即使是在英国大学者、剧作家和哲学家，卡莱尔住的切尔西住宅内，这种人类的昆虫伙伴也绝不在少数。条件稍好的公寓和较差公寓的唯一区别是，前者是除虫公司定期前去打扫（在当时那些太平日子里，人们还只想到要灭绝老鼠和害虫：人类自身当时尚未属于灭绝之列）。

    感谢这些际遇，让我成长在一个真实世界、一个现实城市社会里，了解了社会的分层和错误；看到了城市环境的贫穷、肮脏，以及很多穷人在面对难以想象的两难抉择时坚决付出不退缩的努力，力求保持自身的体面和尊严。之后，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我在高等教育委员会供职期间，一旦打破僵局，捅破天窗说亮话的时候，这种结识过三教九流纽约客的丰富经历，便使我能很容易地融入该组织中那些民主党这一派的同事们。最初认识我的时候，他们会尊我为教授，但往后他们就会发现，我其实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同时也是我所了解的、童年时所热爱的纽约城中的一员。像他们一样，我也上过公立学校，也是处处为家。

    现在回过头去看，我才体会到和外祖父一起散步对我日后的生活产生了多深远可贵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抵制了我上的小学的那种狭隘、老旧的教学内容和官僚的教育套路。7岁之前，我得过一场久治不愈的麻疹，紧接着是乳突炎和一次长时间、声音非常可怕的百日咳，让我身体变得很差，性格随之变得消极、羞怯。若不是在外祖父的辛勤守护下外出散步，让我，仿佛透过狭小的瞭望孔中，见识到一幕幕别人的生活景象和别样的生活方式；若不是这样，我真可能会被当时那些课业学习和枯燥训练彻底榨干的。

    我经历过青春期长大起来的这段时间内，周围的城市景象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更替和激变；让人惊讶的是，很多变化都是朝着更好的方向迈进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在东区其中一个条件最差的贫民窟的一块空地上，开凿出了日后的雅各布·里斯公园；也是在那个时候，丹尼尔·伯纳姆建造了第一座独立的摩天楼，平顶大厦。接着，伯纳姆就是伯纳姆—鲁特联合公司的继任者。鲁特在芝加哥盖了另一座独立的办公楼，残丘大厦。布鲁克林大桥以北的一些列桥梁，同样也是在那个时候重造的；美观程度紧随布鲁克林大桥之后的地狱之门的铁路桥是那个时期的巅峰之作。20世纪最初几十年，公园大道同样也完成了一段堪称典范的城市景观和宜居合理的规划。一条宽阔的绿化带纵观路中央，形成了一条惬意可心的人行道。也是在那段时期，出现了一波汹涌的搬迁浪潮，低收入群体大量涌入西北部的布朗克斯区，中产阶级则也纷纷迁移涌向城郊。

    我曾经如此熟悉而亲切的城市已经被破坏；残存下来的，大部分也即将消失殆尽。废墟中到处散落着自己生命经历的零碎记忆。这些也将随被运走的碎石瓦砾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时期的杰出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在设计那个超大型、圆滚滚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时，巧妙地融入了自己的精神形象，因而这座建筑物可能会在这次核爆炸般的剧变中逃过一劫。所以，即使城市其余部分都被摧毁，他的精神形象也会在勘察废墟的时候被人发现，而我无法享受到他那样的幸和安慰。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与同辈人有同样的遭遇。无论是高兴还是悲伤，我们这些人，就是生不逢时罢了……

    在纽约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即便是纽约城市最日常的社会活动都带着一种家庭色彩：某种角度来说，特别是晚春和夏天的傍晚，在以中产阶级私有排房为主的街道旁边，这种色彩都最为明显。每逢炎热的傍晚，每户人家，或是提供食宿出租房的住客们，就都聚拢在高高的门廊里，坐在草垫上，点上熏香或味道强烈的中式蚊香驱蚊子；摇着芭蕉扇，三五一群地聊天，不时同邻居打个招呼，同时还盯着自己家的孩子玩上最后一个捉人游戏、拉马车；马车由一支罩在雪茄烟盒子里的蜡烛照亮，小一点的男孩子充当人工发动机，从后面推着马车，在街区里跑上跑下地玩耍。

    我回忆的这幅画中，有种田园牧歌般的纯真与亲睦，令人不禁忆起逝去的时光。透过舞动的蕾丝窗帘传出的寂寞钢琴曲，极有可能是求爱的信号，但除了琴声和高架铁路的隆隆轰响，以及出租马车敲在鹅卵石路面上发出的达达声外，最引人注意的要算人声了：咯咯的暗笑、大笑声，或者只是无所事事的闲聊，时不时还会听到口哨声，甚至歌声。但当天晚些时候若发生了可怕的事件或者违法行径，报童沙哑的嗓音就会耸人听闻、令人毛骨悚然地叫嚷上好一阵子：“号外！号外！整版的爆炸性新闻！”

    那时候的生活，虽然没有电影大片，没有电话，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机，没有汽车，没有现金这种必须即产即销的大宗标准化商品，但是那种生活却并不缺少兴味，不缺少色彩：不过这种变化体现在细微之处，哪怕是些微小差别。社区里的杂货铺可以说是最合适的代表。每一家杂货铺都有一排黑漆盒子，盛放着散装零售的茶叶和咖啡，每一种都标出产地和来源。来买咖啡的人，都熟知各种咖啡的特殊味道——圣多斯咖啡、里约热内卢咖啡、马拉开波咖啡、爪哇咖啡、穆哈咖啡——往往货比三家，从不同价位当中挑出质量最好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仍然比较挑剔的中产阶级的多彩生活圈子，就从纽约城逐步消退了；到了20世纪50年代往后，欧洲的中产阶级也越来越少，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曾经是中产阶级最后牢固盘踞的地方（从巴黎的“不二价”商店——和药店开始——发出了第一响不吉祥的音符）。有一种现象就是最清楚地表明了我们这一代人与如今这代人之间的巨大差别，这就是：我根本就无法接收当今这种销售制度：它不经过商量，就把本该属于店主人和消费者的决定权，统统给拿走了；还不容你内心有丝毫抵抗与不满。拿走之后，又把这决定权交付给了市场调查员、包装专家、广告公司和批发商。从这个注重包装的世界中长大起来的年轻一代，天然地会接受这种外来控制和强制做法，觉得这都很正常：他们丧失了选择权利，丧失了品尝权利；这些，他们几乎根本还没意识到！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体验过以前完全不同的做法和待遇！我们呀，获得了自动化，却丧失了自主权！

    ……

    我叙述的这幅充满怀旧意味的画面里，却缺少了一个重要人物：那个最初把我带进这一幅幅每秒图景中的那个小男孩，如今我却无论如何也无法重新找回来了。或者说，我已经无法再次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因为，这个孩子，同样，也把我这个“寻找者”当成他周围场景之一而非一个真实的人，与我失之交臂了。至于其余细节，我仿佛自己就是个外来客，在仔细观察着这个孩子：只见他有时候蹲在地上画画，画一些战船或者马匹；时而仰头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晚安！几点钟了？几点钟了？”及至上床就寝之后，还要确定妈妈和外公确实已在隔离房间了。这个钟点，这户人家通常是在玩皮纳克尔纸牌，小男孩毫无睡意地询问，就像是挑战他们的耐心。还有时候，这孩子也同街区里一帮小伙伴玩海盗与警察的暴力游戏。

    哦，但是那个机灵的小伙子，那个随同自己的自我意识一年年长大成人的机灵小伙子，如今哪儿去了呢？不知为什么，他在躲避我。我开始揣测其原因：他已经化为如今自我世界里无法融解掉的一部分；所以，我不能从一个居高临下的外部视角来观察他。如果我太刻意地去观察他，就会产生一种恐惧感，如同在镜子前面看自己看太久时的感觉。如果人长时间盯着自己的影像看，可能出了一张做鬼脸的面具外，其中则没有真实生活的丝毫踪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