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拆迁成为绕不过去的话题。那些因拆迁而“乍富”起来的人们也因此实现了融入城市的梦想。对于这些搭上“政策便车”的“新市民”而言,如何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财富?面对以后的生活,在融入城市的道路上,他们还有多远?对于局外人而言,又该如何审视因拆迁而出现的“造富现象”?

　　“还是要有活干才行”

　　K139路公交车的终点站,有一块刻有“孟家庄”字样的石碑醒目地立在一条大路的入口。过去的城中村现在已经改造成了一个社区。在社区前的路上,老姬正在全心打扫着路上的尘土,他把路上的尘土仔细地堆在一起,然后用小铲子一一清理到路边的绿化带中。

　　老姬今年57岁,尽管身上穿着一身橘红色的环卫工作服,但是满脸刀刻般的皱纹和深古铜色的皮肤,显示他经受了常年的风吹日晒。老姬的肩上斜挎着一个小包,包里除一瓶水外,别无他物。如果不是和他聊天,或许不会知道,现在他拥有3套住房,存折上还有几十万元的现金,而周边的房价也已经接近破万。现在老姬的收入除去这每月的1000多元的工资收入外,出租房子每月的收入也有500元左右,可以说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感觉是在天堂。”老姬说。

　　当时刚好是下午的3:00左右,路的两旁已经有好些老人聚集,或者谈天,或者打扑克,中间也会夹杂有50岁上下的中年人,貌似原本应该工作的年纪却在慵懒地干耗时间。老姬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此前他也是其中一分子,他不无自嘲地说:“现在就是靠自觉,全凭个人。”

　　老姬在分到房子后的大半年时间里,一直都没事可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穷人乍富”,他有些不知所措。伴随着补偿款的发放到位,村里的很多年轻人都买了轿车,过去的村民脱离了农业生产,俨然这里真的成了城市中的社区。但老姬却沉不住气了。

　　“现在物业费还没有交,生活成本也上来了。尽管吃穿都不愁,但总要考虑以后的日子啊!”老姬不仅参加了养老保险,并且早早地找了份工作,再加上租房的收入,他觉得这样才稳妥一些。

　　一个极端的案例:已经开始啃老

　　“大孩子已经把分到的几十万元全花光了,这才五六年的时间,刚分到钱的时候,就花了十几万买了一辆车,后来根本不找工作,这怎么经得住花啊?”采访中,一位56岁的母亲告诉记者。

　　“他知道我手里还有一部分钱,这不是没有办法吗,没钱就找我要。他爸现在一个工地打工,就是当厨师,每天60元。”

　　尽管这种人不多,但在现实中却真实地存在着。

　　这位母亲不住地抱怨:“现在村里不是没有活,像安装门窗啊,他就不去学一门技术,都是外地人在干。”

　　一位别处的拆迁户正在此地租房,他看到这里“暴富”的人群,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突然给拆迁户这么多钱,出现有的人挥霍在所难免,有的人也不知道怎么花,再加上已经没地可种,或许细水长流的要好一些吧。”

　　记者遇到一位开“黑出租”的司机,在他看来,对于未来生活的长久打算是很多人要考虑的问题。“一年多以前,很多人还不会出去干活,毕竟手里有这么几个钱,工资挣的钱少了,还不够一个月的油钱呢。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村里的大部分年轻人或者中年人都选择出去干活,尽管有些只能干些保安之类的工作,但这比没有工作要好啊。老是这么闲着,坐吃山空也不行。”

　　“乍富”之后,城市化之路依然遥远

　　小王是一名租住在回迁社区的上班族,作为一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她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床赶公交车,傍黑天才能回到住处。她对这里的环境由原来的不解,到现在的麻木。每每看到很多回迁居民无所事事时,小王坦承自己很容易陷入到一种类似关于“暴发户”的语境描述中,无所事事、没有追求、政策的搭便车……“再多的钱,也会有花光的一天,当‘暴富’成为过去时,生活该如何继续?他们还是要着眼于将来吧。”小王略带疑惑地说,“尽管因政策而致富,但他们这样也不能说有错,或许他们还没有适应这样的生活节奏。”

　　晚上的集市,总有几位年轻人开着新现代轿车卖桃子,这带给小王的感觉非常复杂,“或许他们刚刚融入城市,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小王说,“如何更好地规划自己的将来,应该是他们考虑的问题。”

　　在省城西部因某项大型工程建设而回迁的人群中,很多人也都在憧憬着补偿到位后的生活,从农村到城市,很多人期待着“一步到位”。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他们应该不会是最后的一批“乍富”者,但是他们是否会再次陷入孟家庄那样的循环?如何引导他们适应进城后新的生活,走上城市化之路?显而易见,“人”的城市化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王忠武教授认为:“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物的城市化是非常容易的,但是人的城市化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这也是城市化的核心,包括人格、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城市化需要一个过程。对于有工作能力的,要引导其就业,完善相应的社会保障,同时加强社区文化的建设,促使人际关系的重新建立,积极引导他们适应城市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