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出门办事，站在马路边，等个把小时，竟然觅不见一辆的士踪影。无奈，乘坐公交车去了。办完事回来，恰巧拦到一辆下客的士。我上车后，诧异地问：“师傅，今天怎么打不到车？”

司机师傅说：“三分之一出租车都罢运去了。”

“为什么罢运？杭州的哥收入不是挺不错吗？”

“好什么？不好。十年前，杭州开出租月收入三千左右，现在月收入三千七八，还要卯足劲，不停不歇一天跑到黑。你说十年前三千元能买多少东西？现在能买什么？十年前猪肉五六块一斤，现在二十块一斤。”

师傅接着发牢骚：“关键是出租司机负担太重，我们一辆车要缴纳承包押金10-15万，每月上交八九千，月赚才三四千，你知道杭州生活成本很高，这日子怎么过？油价一个劲吓人地涨，在市区开车，百公里百元，我们辛辛苦苦，都为石油公司奉献了。杭州城区路堵，特别是上下班高峰，蚂蚁挪窝一样，跑不快，每天收益微薄。”

不听司机师傅吐苦水，我一直误以为杭州的哥挺滋润。看来，今天集体罢运，也是的哥们干烤在艰辛生活的火山口，忍不可忍了。

的哥是城市文明的第一面镜子。在我印象里，杭州的哥相当有素质，不像东北的哥那样在车里大声打电话唠嗑，不粗口，不吸烟，不像北京的哥一样无话找茬，发布一些政界小道消息，不像成都的哥一样为红十字会推销爱心一元票，不像某些城市的哥一样，常欺负外地游客，故意兜远路。杭州出租车管理很规范严格，的哥从不敢拒载。无论在机场、车站、景区，杭州的哥都会自觉排队，非常有序。更值得一提的是，杭州的哥和公交司机一样，只要看到你在马路边，准备穿越斑马线，就会停下来，彬彬有礼招招手，让你先行。这在中国其他城市是绝无仅有的。让不少外地游客受宠若惊，感动不已。

可见，的哥罢运，不是他们刁蛮。对顾客有素质的杭州的哥，今天已无法有素质地冷对日益窘迫的生存环境。油涨，路堵，负担重、压力大，收入不高，生活成本高。他们起早摸黑，不停不休，为乘客带来舒适便捷，为城市带来文明风景线，但给自己带来的却是一身职业病，一天的辛劳疲惫，和那养家糊口的每月三千多块辛苦钱。

杭州，一个连续几年被评为中国最幸福城市榜首的天堂城市，一个经济发达省份的省会城市，一个游客如织的世界文化遗产西湖所在地，其出租司机逼仄的生存状况，尚且到了集体大规模罢运的境地，可以想象，中国其他欠发达地区其他城市的出租车司机生存状况，会有多少愁云密布呢？

杭州出租车司机大规模罢工，看似一起平常的公共群体事件，但在我看来，这是中国社会整个工薪阶层生活日益维艰的一个爆发口。工资不涨、物价飞涨、楼市高企，“住房痛苦指数”全球最高，白领私家车买得起，油用不起，没地方停，停车费赛比物业费。公共福利体系不健全，看病难，大病看不起，高等教育、义务教育中形形色色变相收费，依然是很多家庭沉重的负担。人到中年，若无横财，上有老下有少，更如蜗牛爬树，不堪重负。普通工薪阶层无可选择、不可避免、不由自主地当了房奴、车奴、卡奴、墓奴、医奴、工奴、孩奴、月光族。“新奴时代”，折射强权对弱势的欺凌，透视物质对精神的奴役，包含着当代中国人难以言说的酸、甜、苦、辣、咸。“奴”是这个时代的一面哈哈镜，社会不公、不正与不平，皆映其中，暴露无遗。

沉默的大多数，并非意味着幸福着的大多数。打工仔不可能全城罢工，普通家庭主妇不可能集体上街，白领阶层更不会轻举妄动，但他们痛苦指数都很高。去一回菜市场，谁不骂一回娘？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找份工作比唐大师当年西天取经还难。他们有牢骚，有怒火，但更多的也许在网络愤青一番，发泄了拉倒，不至于为个人生计之苦而走上街头抗争。

而组织发动出租司机罢工，最容易，最有效，也最能触动政府的痛处。地方政府切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莫以维稳思维见招拆招，而应从出租车司机罢运，见微知著，一枝一叶总关情，倾听民间疾苦声，真诚体察社会普通工薪阶层生活之艰难，施行更多民主善政，让更多百姓分享改革开放的成就，沐浴公共财政的阳光。

国家领导近年在多个场合多次高分贝强调，要让全国老百姓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幸福感”，因此成为政府部门一个炙手可热的实践课题，成为社会科学一门热门学问，成为许多城市领导一个最HOT口号。广东率先提出了“幸福”一词的政治文明新解读，赋予丰富内涵，让人顿生无限美好联想，赢得许多有识之士的掌声。可当广东连一个普通小镇九品准芝麻官，都集体坐拥千万别墅，显摆“幸福感”和“优越感”时，然其辖区内穷苦村民的“幸福感”，将会怎样的支离破碎呢？重庆唱红打黑，一跃跻身中国幸福城市，宣言要大力培养又红又专接班人。“接班人”群体是幸福了，笑如菊花，试想，同样是公民的非接班人群体，该是怎样的自卑呢？

当中国老百姓呼吸着全球污染最严重的空气，享受着全球人均投入最少的教育，体验着全球公共卫生人均支出倒数第四的医疗保障，接受着全球官民比例最高的政权领导，供养着三公消费高达九千亿的人民公仆，承受着常不按宪法出牌的官爷做派，顶着全球GDP第二的辉煌帽子，领着人均薪资收入占GDP比例比非洲还低的薪水，问苍天，问大地，他们的幸福感从何而来，幸福指数又何从提升呢？

记得一年前，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在省委党校县委书记培训班上，动情地做一报告。他提到：“浙江经济发达，地方财政雄厚。现在物价上涨，浙江农村养老保险金发放标准要提高。国内其他省市每个农村老人每月发50元，我们浙江定60元，我觉得还不够。我建议各地市给每个农村老人每月发放200元养老金。行不行？”

一年过去了。浙江农村老人每月养老金依然还是领60元。60元，只够官员买一包中华牌香烟，只够公款宴席上一道小点心，或是出国旅游带回一支巧克力。我纳闷，像浙江这样发达的经济强省，以省长之尊出面大声疾呼，要给农村老人增发养老金，为什么有关部门可以充耳不闻，置之不理，让美好愿望不能落地呢？没有条件，没有能力，百姓不会苛求。有条件，有能力，有领导愿望，而无实际善政，宛如一颗仙桃会发芽、会开花、会结果，却不落地，让人看得着吃不着，为什么呢？也许，在地方官员眼里，一幢高楼、一个项目，一个昙花一现的肥皂泡，都远比一大群老百姓的笑容，更重要。中国经济，归根到底，是普惠百姓的国民经济，还是只唯政绩的官僚经济？

杭州的哥大规模罢运，冒出百姓生活维艰而积聚民愤火山的一缕浓烟。地方经济，乃至中国经济，乃至中国政治文明，是该重修炉灶、真正包容性发展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