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在经济建设取得迅猛发展的同时，社会各个层面也发生着急剧的转型。这种转型不仅发生在城市，同时也显现于乡村。如今，一些传统民间文化的载体古村落正一步步被逼进狭小的“胡同”，部分甚至退出历史舞台。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古村落面临怎样的命运？对它们保护和发展应当选择怎样的路径？

    踏着一排青石小径，远离街市的喧嚣，行走在古村落的巷子里。倘若是一个飘着濛濛细雨的日子，或许你会遇上一位“撑着油纸伞”独自徜徉的姑娘。

    来到广东东莞市的塘尾古村，你会感受到这种古典意境的美。数百间古朴的镬耳屋，错落有致地挨在一起，屋顶上方的镬耳翘首探头，“几”字形屋檐展示出颇具岭南风情的韵致。这个位于东莞石排镇境内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是东莞工业化社会中并不多见的保存较完好的古村落。在离这个古村落不到500米的地方，是一片林立的工厂厂房，以及快速干线上奔流不息的车流。

    方圆一华里的范围内，并存着跨跃几百年的古今迥异的文明形态。石排镇塘尾村在明代形成村落，于清代光绪年间形成目前古村落的完整格局。它的保存现状也为中国古村落保护提供了一个样板。然而，在工业化潮流汹涌的背景下，许多古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遭到严重破坏，甚至有一大批永远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

    古村落现状令人担忧

    据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开展的普查显示，我国230万个村庄，目前依旧保存与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规划、代表性民居、经典建筑、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村落，已由2005年的5000个锐减到如今的2000至3000个。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古村落的保护现状也令人担忧。

    广州市花都区茶塘村有座祠堂叫“洪圣古庙”，建于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这座祠堂经历过土改与“文革”，曾改作过贫下中农的居所，历经两次重修，如今是茶塘村的标志性建筑。

    沿着洪圣古庙，10余座清朝时期的私塾、祠堂依次排开，部分已经有过小规模整修，有的仍保留着过去的印迹。家塾和书堂里依然可见“文革”时建起的隔断，有的祠堂则当做柴房、牛棚。祠堂里的地面仍有当年糟烂的痕迹。

    今年3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师朱志刚发表文章指出，广东古村落存在的自我空间逐渐消失，而且非常迅速。随着广东经济率先迅速发展，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现代工商制造业愈来愈成为广东经济的支柱产业，“珠三角”城市化的步伐又不断加快，进一步吞噬了乡村社会。

    从广东古村落的地理空间来看，包括村落生态环境、村落布局规划、村落建筑、基础设施等，都遭受到极大的破坏。“珠三角”环村的水网河道多已淤塞或不再清澈。村落的空间布局和岭南风格建筑被肆意更改和摧毁。岭南水乡这一独特的标志性地理特征逐渐消失。

    朱志刚同时还认为，广东古村落的文化空间逐渐萎缩。广东古村落中的居民因为富裕或从事工商业活动逐渐搬迁离开，广东村落里曾经发达的民间组织解体或不再起作用了，村落中世代传承的文化习俗也淡薄了，甚至有的已经消亡了。他指出，“古村落现状如果持续恶化，或许将会使曾经广泛散布在岭南地域的承载着这个地域人群集体记忆的鲜活遗产最终变成一种岭南人心灵深处无法触摸的想象。”

    多种原因致古村落破败

    无人居住，这是加速古村落破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位于广东西北的连南瑶族自治县的南岗古排就是一例。上世纪80年代初的城镇化建设中，在政府资助下，寨民大多搬到山下，随后又流入了广东各个城市。由于各种原因，那里已经房屋残破，基本没有人居住。

    据相关资料记载，南岗古排是全国规模最大、最古老的瑶寨，古寨始建于宋朝，鼎盛时期有民居700多栋，1000多户，7000多人。保留着368幢明清时期建的古宅及寨门、寨墙、石板道。2009年，南岗古排被授予“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称号。但如今，这里大量的建筑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甚至倒塌。伴随着人口流失而来的，不只是物质遗产的逐渐消失，当地的风俗、民间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面临着断层的危险。

    古村落破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广州大学岭南建筑研究所所长汤国华研究发现，目前，越靠近城市、有开发价值的城中村就越面临全村被拆除的命运，农民住进了与现代城市高层住宅一样的新民居，而祠堂、寺庙也被拆除，集中重建，广州的猎德村就是其中一例。这种城中村改造，将使除了受国家文物法保护的文物保护单位外所有有价值的历史建筑全部消失。

    那么，远离城镇的古村落情况又如何？因城市化的发展，农村中较多的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了大中城市去，古村落逐渐走向空心化。在这些村落，除祠堂和庙宇外，还保存大量古民居，不过由于财力和人力的不足，这些历史建筑基本也难以保护。

    在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发出强烈呼吁，建议进一步加强对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落实对古村落的文化保护，从文化层面进一步提升我国的软实力。

    “中国有将近5000年的农耕社会历史，有的村落有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在社会转型期，我们遥远的‘根’——大量的历史文化财富，大部分散落在这些古村落里。”冯骥才说，“如果一个民族农村的文化没有了，那么这个民族文化的根就基本上没有了。近些年，中国古村落迅速大量消失。在当前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古村落、保护古村落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积淀，显得刻不容缓。”

    据冯骥才分析，古村落加速消失主要有3个原因：一是城市化加速；二是土地成为地方政府发展GDP的资源；三是房地产开发向农村转移。冯骥才说，尤其是最近10年，大量古村落快速消失，只有极少数被当做旅游开发项目保留下来了，但也是面目全非。一个村落进入旅游开发程序后，往往是按照商业规律来进行改造，导致文化被肢解。

 加强古村落普查 加大政府投入

　　广东境内古村落保护引起了各级政府与有关专家学者的重视。2010年10月底，由中国文联、中国民协、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文联、广东省民协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研讨会”在广州举行。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顾作义在研讨会上介绍了广东省古村落保护的做法。

　　据顾作义介绍，广东省的主要做法是：保护第一，全面加强全省性的普查和认定工作；挖掘内涵，丰富内容，提升古村落的名誉度和知名度；以命名促保护，各地政府加大了保护、建设的投入，此外就是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利用。

　　2010年7月出台的《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已明确把广东古村落保护列入广东省文化强省建设十项工程系列，确定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对包括古村落在内的文化区进行整体保护。

　　实际上，通过政府力量的积极介入，包括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制度等的制定以及授予古村落相关荣誉和奖励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社会对古村落保护的重视，也产生了积极实效。1986年，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时，首次谈到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问题。自2003年11月起至今，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公布了五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广东省在古村落的保护和发展方面，近年来也动作频繁。2007年广东省开始评选第一批历史文化名村，这些评选活动极大促进了对古村落的保护。

　　早在2002年，广东省以省长令的形式专门颁布了针对江门开平碉楼的法规《广东省开平碉楼保护管理规定》。2009年，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政府印发了《中山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暂行规定》，同年底，广东省也对《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的立法问题进行了论证。这几年，广东还在国家新农村建设政策的基础上，把古村落保护与之结合起来。

　　在古村落保护和发展的模式上，利用经济杠杆实施旅游开发是一条普遍的路径。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旅游开发、酒吧经济、农庄经济等开发模式成为比较常见的保护开发的手段和方法，例如上海“新天地模式”在佛山东华里的复制、增城等地的农庄体验、从化的温泉休闲等旅游产业的开发。

　　但古村落的经济开发模式也颇有争议，有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去年11月底，冯骥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无度的旅游开发和金钱欲面前，原生态的东西正在退出我们的视野，幸而还有一些很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但这些古村落里，不少房子是空的，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空巢’，没有了血肉和灵魂，只是一个旅游区，而不是一个生命。”令冯骥才担心的是，一旦古村落被确定为名村名镇，就会产生经济附加值，商业化，面临千村一面的危险。

　　其实，在古村落的保护开发过程中，常常是多重力量的集结，民间、国家、资本三者各就其位，又相互利用和渗透。譬如广州天河区珠村“乞巧节”的复活，就有本地村民潘家的能人、天河区政府、珠村经济股份有限公司的集体参与运作。

　　古村落保护和发展还有一种无为而治的模式，这是古村落一种自然而然状态下的选择，主要依赖村民自身的力量无为而治，不加干涉地自生自灭。“这也是大多数古村落无奈的自我生存保护法则。虽然不是最有效的，但比起有的外力强加的随意随性改造的行径未尝不是更好的一种选择。”青年学者朱志刚如是说。

　　专家观点:

    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罗杨

　　古村落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有自己的外形和内核，有自己的精神和灵魂。保护古村落，并非是被动地对抗岁月的磨蚀，其中也包含着对古村落人文生命的挖掘与扬弃。因此，对古村落的保护、建设和开发一定要按规律办事，切忌在开发和建设中造成不可补救的破坏，从而使在历史浩劫中幸存的古村落在开发中死去。保护与开发永远是一对矛盾，对古村落是作为文化基因完整地加以保护，还是作为生财之道尽快地开发赚钱，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各级政府应本着高度的文化自觉，以历史的情怀、超前的眼光、长远的规划、持之以恒的决心，积极开展对古村落的保护，既注重对古村落的活态传承，又防止过度的开发，正确地面对历史与现实，正确地处理经济与文化，正确地看待遗产与利益，正确地评判政绩与公益，寻找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的两全之策。

　　广州大学岭南建筑研究所所长 汤国华

　　面对古村落的迅速城市化和空心化，我们应如何面对？首先必须对古村落有正确的认识。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我国农村城市化和空心化已经不可避免，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到古村落是中国社会的根，是中国城市的根。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不可能没有农业，不可能没有农民，也不可能没有农村。我国的城市化不可能像发达国家达到很高的比例，因此，发展农业，建设新农村，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仍然是我们长时期的国策。而古村落就是我们实行国策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