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洪暴雨考验中,我国许多城市都成为国内版“威尼斯”,人流成“漂流”,汽车成“潜车”,还有许多生命“下去就没影”。就此来说,武汉市纪委启动城区渍水问责,无论如何也比其他城市的“包包裹裹”强多了。然而,笔者以为这仍是治标不治本:因为暴雨成泽国有时让水务部门也无可奈何,即使所有的排水设备一起上,所有的人员不休息,也难敌暴雨瞬时倾泻。

　　一个城市抗击山洪暴雨的主体是多元的,水务部门只能肩负起常规的城市排洪任务；突来的山洪暴雨主要靠多元化“综合排水”,单靠水务部门是靠不住的。城市内涝责任不能让水务部门自己扛；城市管理者、规划者、设计者、实施者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急功近利的城市规划,造就了城市内涝下的“内急”；城市“内涝病”必须从城市科学规划、长远规划、保障实施处“治疗”。以前的城市规划基本上都是“权力规划”,权力执意急功近利追求政绩,专家就会跟着权力的感觉走,迟早会走“下水”。现在城市逢雨必涝；就是错误城市规划、错误的执政宗旨结下的“癌变性肿瘤”,只靠“打针吃药”、小打小敲根本治不了；必须对整个城市排水规划动“大手术”,按照城市多元化排水规律规划、设计、施行方可治理,只抓着水务局的辫子救不了城市“内涝病”。

　　总之,城市规划急功近利也是一种祸国殃民,为了防止城市规划不被权力绑架,保障科学规划进行到底,有必要给城市管理者、专家戴上问责的紧箍咒,把官员、专家的饭碗“押”在科学规划、保障实施上,唯有如此,城市“内急”才有望得到“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