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为39.7983万亿元。这意味着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中国已开始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不过，历史的经验无数次证明，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在跨越4000美元这个“坎”时，将迎来一个非常痛苦的时期，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如今，我国经济发展已经来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字路口，如何借鉴其他国家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所取得的经验与教训，防止我国经济重蹈覆辙，值得人们思考。

　　据报道，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时均顺利地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即三十多年后，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当然，并非所有的中等收入国家都如此，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少数国家和地区就通过采取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等措施，成功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进而实现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民收入也随之大幅增长。

　　其实，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在庞大的经济总量上再次实现跨越，的确有很大的难度。但这并不是说经济发展就没有了“突破口”和“转折点”。从目前来看，我国已经面临这种局面，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国家经济总量升到世界第二，此时单靠传统制造业生产、靠大量投资拉动已难以支撑经济的再增长，这就要求新的价值创造和新产业的出现。比如，在一个新的经济体系中找到一个新的价值创造的方式，尤其是在财富分配上，应当尽快推行“藏富于民”计划。

　　拉美诸国和马来西亚之所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这些国家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国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甚至在走向相反，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拉大贫富差距。而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少数国家和地区之所以成功规避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就在于在不断创新经济发展模式的同时，推行相关结构调整计划，让社会进入了一个“均富”社会，通过真正的藏富于民、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把这种财富转化为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有效支持。

　　目前，在经过多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潜在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正在日益增多。比如，贫富差距加大、房价畸高、国民收入与GDP增长没有达到同步，教育、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得到进一步完善等等。这些问题容易引发一系列类似“中等收入陷阱”的矛盾，对此，我们不可不察。未雨绸缪，早做准备，才是避免进入陷阱的办法。

　　2010年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人均GDP也很可能向4000美元靠近，这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经济社会将逐渐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经济增长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国家盈利模式将出现重大转型。

　　历史经验表明，虽然国与国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但经济增长结构转换点与人均GDP水平存在基本的一致性。从这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国际经济发展轨迹来看，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在向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行列迈进时，经济发展有许多显著的共性特征。

　　首先，经济发展模式出现新动向。历史经验和国际研究表明，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往往会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分水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发达国家与拉美、东亚国家在相近的时期实现了人均GDP4000美元的突破，日本、韩国和欧美发达国家成功跨越这道“分水岭”，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重工业，实施出口替代战略，成功实现了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经济普遍保持了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长，并很快实现人均GDP5000美元甚至10000美元的突破。

　    而处于大致相同起跑线上的拉美国家，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只注重财富增长，而忽略了财富分配，中间阶层的“夹心化”、造成内需增长不振。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内需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其次，经济发展动力结构发生新变化。在人均GDP水平达到3000美元左右的水平已具备经济增长结构转换的条件。人均400美元左右阶段，技术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可划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大动力。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后，发达经济体逐渐放弃“以资源促发展”、“以市场换技术”、“以利润换资本”等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前期发展方式，经济发展由以主要依靠投资驱动逐步转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技术创新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第三，产业结构出现新变化。第三产业上升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变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配第—克拉克定律”，以及钱纳里、库兹涅茨的研究，都阐述了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将呈明显下降趋势，产业结构的重心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趋向高级化的规律。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之后，由于消费快速扩张，服务业迅速崛起，“消费主导-服务业推动”的组合逐渐成为新的增长动力，第三产业比重超过60%而成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呈现高级化。

　　第四，微观基础结构出现新变化。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实力的主要载体。工业化初级阶段，广大中小企业是产业的重要支柱力量。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步入后工业化时代，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后，企业规模逐渐扩大，大企业数量快速增加，跨国公司或企业迅速崛起壮大，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主要载体，带动人均GDP迅速向更高阶段跨越。例如，从1965年到1980年，美国年营业收入在5亿美元以上的大型企业比重从2.4%上升到5.4%;资产在10亿美元以上的大型、超大型公司从0.13万个上升到0.61万个，增长了3.69倍;资产排名前100名公司的资产集中度达到46.7%。

　　第五，劳动力与就业结构出现新变化。国际经验表明，所有的先行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或多或少地得益于“人口红利”。从而进入了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这一阶段发达国家积极提高人口素质，与人力资源相关的一切领域，都发生了重大调整，特别是在劳动分工、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储蓄、消费、投资、社会保障等领域发生深刻变革。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上，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领域。

　　最后，对外经济结构出现新变化。一国的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本国资本的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依靠外来资本集聚来支撑工业化进程的格局是不能持久的。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NOI，即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差额，是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到达一定阶段时(人均2000-4750美元)，进行投资阶段的转变就成为必然选择。而推动这一转换的关键是提高对外投资的收益率，促进本国资本竞争优势的形成。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盈余是衡量一个国家对外经济成熟度的重要指标。一般而言，经常收支持续保持盈余，贸易服务性收支缩小，所得收支盈余以及对外资产余额增加的情况表明一国正在向成熟的债权国过渡。比如上世纪80年代后日本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中的所得收支盈余超过贸易盈余，表明日本对外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开始从“商品输出为主”向“资本输出为主”转变。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9年的8.5%左右以及人均GDP向4000美元迈进，中国正在由“成长期”走向“成熟期”，2010年中国财富增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中国能否通过动力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对外经济结构等增长格局的调整和结构转换，跨越难以逾越的“中等收入陷阱”，将是中国真正迈向经济发展更高阶段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