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功走出下中等收入阶段这个“矛盾凸显”时期，刚刚进入“陷阱密布”的上中等收入阶段。未来十几年，尤其“十二五”期间，是中国避免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毋庸置疑，与下中等收入阶段相比，中国在上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考验将是全新的，面对的挑战将是严峻的。正如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先生在2010年9月发表的纪念中国与世界银行成功合作30年的文章中曾提醒的，中国要“努力规避可能危及繁荣的“中等收入陷阱”。

　   与其他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相比，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遇到的问题更为复杂一些，任何一个失误都有可能导致掉进陷阱。作为世界第二大新兴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备受瞩目，甚至被视为全球增长的引擎之一，稍有波动对区域甚至全球经济就会产生较大影响。根据近十几年来周边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曾在下中等收入阶段遇到的问题，针对中国在上中等收入阶段有可能遇到的挑战，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转变增长方式 避免“转型陷阱”

　　中共中央第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未来5年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这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十二五”规划已经把增长方式转型作为重中之重，把加快转型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显然是指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尽快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但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这个基本判断正如“十二五”规划建议所断言的那样，完全“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新特征”。

　　在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阶段性特征或说落进中等收入陷阱的诸多诱因可以主要归纳为：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关系难以扭转，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更为明显，产业结构还很不合理，城乡区域发展很不协调，科技创新能力还很不强，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制约可持续增长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各种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等等。所有这些“阶段性新特征”，都是在进入上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需要在增长方式转型中逐渐加以解决的，这就需要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准确把握发展趋势，再现“东亚速度”，以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总体看，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战略性挑战，需要审时度势，抓住机遇，避免“转型陷阱”。

　　在世界经济史上，由于没有抓住历史机遇导致转型滞后并从此一蹶不振的案例并不少见。早在19世纪中后期，拉美国家就陆续踏上了现代化之路。在而后的百余年里，该地区在增长模式转型过程中走过了一个“之”字型的弯路，即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新型出口导向这样三个发展阶段和两次转型，但由于种种原因，拉美经济转身迟钝，没有及时赶上快速经济增长的时代列车。

　　第一次转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拉美大陆很多国家采取的是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并且取得较好的成绩，其增长率与“拉丁欧洲”（指伊比利亚地区和意大利）同步，略低于美国和“欧洲核心”（指英国、法国和德国）；人均GDP高于“拉丁欧洲”，略低于“欧洲核心”与美国；如以英国为100的话，1870年拉美是38，“拉丁欧洲”是39，1890年前者是37，后者是39，1900年和1913年前者分别是34和42，后者是38和40。但从1929年大萧条开始便落后于“拉丁欧洲”：1929年拉美是47，“拉丁欧洲”是48，到1940年拉美降到35，而“拉丁欧洲”则是40。30年代以后拉美经济增长之所以明显下降，重要原因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欧美进口市场大幅萎缩和进口产品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从而制约了拉美的出口。但是，拉美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是迫于30年代大萧条并主要从40年代后期开始转型的，大约滞后了15-25年，错过了几乎一代人的机会，经济增长下滑十分明显。1925-1945年拉美地区GDP年均增长率仅为3.5%，而转型后的1945-1980年则高达5.6%，其中，巴西和墨西哥分别高达8%和7%。

　　第二次转型主要发生在20世纪80-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毋庸置疑，拉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为拉美打下了相当的工业基础，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却也带来了极大的机会成本，与东亚相比，拉美增长率不可同日而语：1961-2000年东亚新兴经济体增长率年均在7%以上，中国香港1973年曾甚至高达17.4%，而拉美平均只有1.7%，在“失去的80年代”甚至为负增长。

　　1961-2008年“东亚速度”与拉美人均GDP增长率比较（%）

　　国家 1961-2000 1961-1970 1971-1980 1981-1990 1991-2000 2001-2008

　　日本 5.0 9.8 4.5 4.6 1.2 1.0

　　韩国 7.6 8.2 7.3 8.7 6.1 3.5

　　中国香港 7.7 10.2 9.7 6.8 4.0 4.0

　　新加坡 8.3 9.9 8.8 7.5 7.6 4.7

　　拉美 1.7 2.4 3.0 -0.07 1.5 3.6

　　（25国）

　　资料来源：拉美1961-2000年的数据引自Noman Loayza &； etc， etd.， Economic Growth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Stylized Facts， Explanations， and Forecasts， Central Bank of Chile， Working Papers No.265，table 1.4. 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数据根据下述资料计算得出：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拉美试图转型，其出口占GDP比重逐年提高，21世纪之后才进入由新兴市场引领的经济增长的“快车道”，出现了几十年来未有过的高增长率，2001-2008年GDP人均增长率提升到3.6%，2007年高达5.9%。但毫无疑问，拉美第二次转型没有抓住历史机遇，错过了上世纪50年代至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十分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在进口替代模式主导下，经济发展从80年代开始急转直下，被东亚新兴国家和地区远远甩在后面。由于没有抓住历史机遇，拉美第二次经济转型大约延迟了35-45年。而这期间，欧洲和日本经过了中等收入阶段，进入了高收入行列。随后，亚洲“四小龙”开始崛起，成为进入高收入的新兴经济体。

　　纵观20世纪百年来拉美经济发展历程，其两次转型合计延迟大约有50-70年，尤其第二次转型的延误，从一个侧面成为解释当今拉美国家整体上经济发展始终停留在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的主要原因之一。有理由这样认为，对拉美经济转型的机会成本而言，“失去的80年代”只是一个符号，实际上就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来看，“失去的”至少是半个世纪。

　　实现“包容性增长” 防止“拉美陷阱”

若干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基尼系数比较

　　从世界各国基尼系数调查中可看到四个有趣现象：凡是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基尼系数一般都较高；凡是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个别资源型国家不在此列），基尼系数都较低，且一般不超过0.40；中等收入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都较高，而拉美地区85%的经济体是中等收入国家（在33个经济体中有28个属于中等收入）；拉美是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地区之一。这些有趣现象说明，收入公平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

　　对很多国外学者而言，“拉美陷阱”（也有将之称为“拉美化”和“拉美病”等）主要是指分配不公，进而指两极分化的社会、动荡不安的城市和毫不守信的承诺等。其实，拉美陷阱的含义可从三方面来理解。

　　第一，正如George等这些学者曾撰文善意告诫的那样，如在2020年之前不能从“拉美陷阱”里逃出来，中国现代化进程将有可能像一个“方形轮子”，走走停停，断断续续。届时，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有可能导致社会分化，进而中断增长，从而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收入分配不合理，甚至与扩大社会消费总需求逐渐脱节，将不利于经济增长；如果这个自由市场制度的缺陷长期得不到纠正，就意味着分配原则和分配政策没有考虑到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初始分配环节的分配原则并没有将社会总消费需求和宏观经济总量增长的关系等因素考虑进来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及早出面纠正“市场失灵”，否则，将不利于扩大内需和加快增长方式转变，有损于增长的可持续性。

　　第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分配原则及其方式应是“包容性增长”，即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而不是拉美式的“增长性贫困”，即一方面经济呈增长态势，但另一方面贫困率也居高不下。“包容性增长”自然包括提高“社会包容”程度，消除“社会排斥”因素，减缓各种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中国基尼系数虽低于拉美的中等收入国家，但却高于很多亚洲发展中国家，且呈逐渐攀高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减贫成就斐然，举世公认，但分配不公却始终受到社会的诟病，并且城乡之间、沿海和内陆之间、行业之间、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因此，在踏进上中等收入门槛的关键时刻，胡锦涛主席在2010年9月16日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致辞中及时提出实现“包容性增长”，其意义非常深远。从“GDP增长”向“包容性增长”转变，其本质含义与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变具有异曲同工之处，这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必然趋势。

　　在未来十几年里，当历史行进到上中等收入阶段的后期，人均经济总量大约将是目前的3倍，如不采取有效的措施，贫富差距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将积重难返，对社会安定形成威胁。为此，尽快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积极推动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防止两极分化，将是确保稳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非常举措。在这方面，早在一、二十年前就成功进入高收入组的亚洲四小龙积累了有益经验：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一方面收入分配不断改善。

　　资料来源：根据下述数据绘制，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0，Washington DC.pp.97-107.

　　保持社保制度建设与经济增长同步 跨越“福利陷阱”

　　历史经验证明，目前发达国家的主要社会保障和福利项目，几乎都是这些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处于上升时期建立起来的，可以说，60-70年代是欧洲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例如，法国1970年之前GDP增长率最低时没有低于4.3%，最高曾达7.0%，于是，在社会舆论压力下，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成为劳动保护制度和福利项目的立法高峰期。但是，始料不及的是，1973年石油危机打破了法国和欧洲福利国家的良好预期，法国增长率从1974年的4.5%骤然跌至1975年的-1.0%，此后虽有反弹，但却始终没有超过50-60年代的水平，增长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1960-1969年法国年均增长率是5.6%，而1978-2009年仅为2.0%。

　　持续的经济衰退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使高福利制度成为法国财政的沉重负担，但福利刚性却使改革遇到极大阻力。于是，1995年以来，在政府主张改革与社会极力反对的激烈冲突和社会动荡中，很多法国和欧洲学者开始反思70年代初的仓促与盲动，并为之而叹息。

　　虽然拉美国家建立社保制度和福利项目的时间大多是在二战前，略晚于欧洲，但战后发展很快，逐渐成为财政的一个负担。为减少国家财政责任，拉美国家率先进行社会保障私有化改革，将国家的责任转嫁给社会和个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私有化改革时，绝大部分国家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例如，1981年智利改革时人均GDP为2876美元，1994年阿根廷改革时7591美元，1997年乌拉圭改革时7361美元，1997年墨西哥改革时4274美元，2000年哥斯达黎加改革时4057美元。由此可见，拉美社保制度改革的时间虽与欧洲国家改革几乎同步，甚至略早于欧洲。但80-90年代欧洲早已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例如，法国1995年首次实施改革时人均GDP为26421美元，2000年瑞典养老金改革时27879美元，这说明，拉美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后，迟缓的经济增长使社保制度显得有些超前和不合时宜。

　　中国经济正处于上升期，社保制度也同样处于建设高涨期。但目前中国的问题是社保制度没有跟上经济高速发展的步伐，制度建设显得非常滞后，没有充分发挥保障居民消费和扩大内需的应有作用。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迅速的城镇化、大规模的非农化和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必将使社保制度的现状显得更为滞后，尤其是经济增长的预期使人们对社保制度的要求更高，社保制度面临的压力更大。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要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吸取当年欧洲发达国家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时和拉美国家的一些教训，始终保持社保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发展，既不要滞后，也不应超前，滞后将不利于扩大消费和经济增长，超前会“透支”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成为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换言之，社保制度建设要防止出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

　　1970-1977年法国GDP增长变化（人均美元，时价，%）

　　资料来源：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循序渐进推进金融改革

　　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金融业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受到较大影响的主要是实体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因为中国金融体系还没有完全开放和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果。尽管如此，其结果还是受到国际业界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比如，每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对中国“金融市场成熟度”的单项排名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一定问题：2008年排名仅为第109名，2009年前进至第81名，2010年跃升至第57名。

　　在中国迈入中等收入阶段时，一方面应坚持改革，加大金融业的开放度，不要因噎废食，但同时应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循环渐进。这是因为，从防范危机的实际效果看，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和金融体系的开放程度和进程必须取决于中国国情。同时，还要继续加强金融监管体系建设，完善监管制度，建立一个健康的金融业和银行业。否则，金融体系一旦出现问题，势必拖累整个实体经济，影响增长，甚至有可能落入“金融陷阱”。

　　拉美绝大部分国家之所以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而难以突破递进，除其他原因外，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金融危机的周期性对经济增长和实体经济的巨大破坏是一个重要原因。据统计，在1974-2003年整个中等收入阶段，拉美各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平均数量和复发次数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大约35%的拉美国家多次爆发危机，几乎是其他地区的3倍。银行危机不仅对拉美短期宏观经济变量产生很大影响，而且还影响到了长期增长，代价巨大。通过对1974-2001年76份国家年度信息进行的经济增长回归分析发现，拉美每爆发一次金融危机，经济长期增长率就下降约1个百分点；拉美银行危机的平均财政成本超过了GDP的20%，几乎是OECD成员国的两倍，比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要高出约三分之一；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财政成本超过了GDP的20%；2001年阿根廷爆发的债务危机和银行危机甚至引发了政治危机，数月后总统被迫辞职，次年阿根廷经济衰退进一步恶化，经济活动的增长率下降了10%，财政赤字占GDP的5.9%，公共债务占GDP的60%；乌拉圭2000年金融危机导致财政赤字占GDP的4.1%，公共债务占GDP的54%。

　　确保国民经济安全 小心“美元陷阱”

　　截至2010年第三季度末，全球外汇储备为8.99万亿美元；截至2010年12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为2.85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由于相当一部分外汇持有美元资产，规模巨大的储备资产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极大关注。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的价格主要依赖于一系列不确定、不稳定和不正常的因素，如同克鲁格曼教授曾于《纽约时报》载文指出的，中国积攒了2万亿多美元外汇储备，已经“将其自身推到一个美元陷阱之中，既不可能从中脱身，也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改变策略不跳入这个陷阱”；即便不考虑美国国债券收益过低问题，由于以美元标价，一旦美元贬值，中国外汇储备也会遭受巨大损失。事实上，由于美国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巨额外债、货币供给急剧增加、巨额赤字等因素，中国储备资产面临着威胁，其持有的美元资产实际已经贬值。

　　早在20世纪20-30年代，还有一个受困于庞大外汇储备的著名案例：由于贸易收支盈余及资本流入，法兰西银行积累了大量外国资产计价的投资组合，法国拥有世界一半以上的外汇储备。当1929年大萧条来临时，市场上出现了英镑贬值的恐慌；到1930年底，英镑疲软状况极度恶化时，法国掉入“英镑陷阱”：英镑加速崩溃，如果继续抛售英镑，势必导致巨大汇兑损失。当英镑最终崩溃时，法兰西银行被推到了濒临破产的境地，法国损失惨重。

　　“外汇储备难题”毫无疑问将伴随未来十几年中等收入阶段全过程。这是一个关涉国民经济整体安全的全局性和战略性的大问题。表面上看，这主要还是一个国内经济问题，因此，中国应积极制定应对政策，比如减少“双顺差”，尽量将资源用于国内消费与投资，将经济工作重心转到振兴内需上，加快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等等；但在本质上，这还是一个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问题，因此，应密切关注和跟踪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走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事务，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应扮演好与最大发达经济体的利益攸关方的角色。

　　谨防“捧杀陷阱”

　　在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时，西方国家普遍“唱衰”中国。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大幅提升，“中国威胁论”等接踵而来。近几年来，面对奥运的成功举办、世博的举世瞩目、金融危机中的杰出表现、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中承担的义务等等，一些西方国家又开始利用各种问题来妖魔化中国，制造和推销“新兴经济体责任论”、“中国环境威胁论”等，要求中国承担起不合理的顺差、汇率、碳排放等过度的国际责任。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虽跃至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仍然很低，是一个真正的发展中国家，2009年人均GDP世界排名仅为第100位。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其角色定位应始终建立在这一基本事实基础之上。中国实际上已经承担起与自身实力相应的责任和义务。面对不同的国际环境和舆论环境，中国应保持清醒头脑，始终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不要掉入西方设下的“捧杀陷阱”，不能承担超出中国自身能力以外的义务，不能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

　　中等收入阶段正值中国国内经济和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在国际事务中其实同样处于“国际角色转型期”。从国际关系和区域安全的角度看，中国可能会经常自主不自主、自觉不自觉地、甚至是出于善意地“被要求”承担一定的全球或区域安全责任。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在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下，韬光养晦，不当头，不称霸，赢得历史机遇发展好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做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家庭作业”，这才是中国国际角色的应有定位。这个定位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之上，那就是，在经济总量上中国虽然登上世界第二的高位，但在人均GDP方面，中国只是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这说明，中国要走的路还很长，目标还非常遥远，其硬实力还相差很远；在软实力方面，差距就更大了，至少还需要半个世纪的努力。

　　“中等收入陷阱”将成历史

　　很多案例显示，在中等收入阶段，如果民族冲突加剧、社会矛盾激化、政党斗争激烈、政府更迭频繁，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就必然缺乏有效性和连续性，经济发展就必然受到极大影响，甚至长期止步不前，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拉美一些国家在20世纪中叶至80年代就曾饱尝政府频繁更迭和军事政变之苦，有些国家甚至被称之为“政变之国”。根据200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这些国家每次发生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都给国家经济和家庭结构带来巨大灾难，导致其经济发展至少倒退10-15年。例如，1990-2005年非洲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同期流入这个大陆的全部国际资助，即大约2840亿美元。每次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之后必然出现经济停滞，随后便是通胀、债台高筑、投资剧减、大量失业、公共服务短缺等等，为爆发下一次社会动乱埋下隐患。这提醒我们，在未来几十年的中等收入阶段里，强调社会稳定是十分必要的。社会安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条件，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所必须面对的。

　　毫无疑问，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是中国仍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的陷阱密布期。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国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各种风险挑战。除了前述“转型风险”、“拉美陷阱”、“福利陷阱”、“金融陷阱”、“美元陷阱”、“捧杀陷阱”等各种风险之外，甚至还包括主要来自房地产市场的“资产泡沫陷阱”等诱因。这些大大小小陷阱，集中构成了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的“阶段性新特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国式“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

　　尽管如此，33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顺利度过中等收入阶段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积累了丰富经验，为中国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发展道路上，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的第三次跨越中，“中等收入陷阱”必将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