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等上述有关市场经济条件还原的体制改革，未来带来的新经济增长潜能，2019-2025年平均为0.46%，2026-2030年平均为0.20%，2031-2035年平均为0.002%，并且从最后一年开始转为负值。

    我们将东北财经大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2017年以来所做这方面学理和对策研究和报送的成果，在这里极为概括的作一介绍。

    中国过去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发展阶段，随着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发展的经验，转移和利用自己便宜的劳动力，与制造业相结合，生产产品向全球出口，挤压中国的国际市场；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振兴制造业，促使外资和跨国公司回流国内，不仅替代进口，并且还要向中国市场出口自己的制成品。而我们国内则内部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和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形势错综复杂。笔者认为，需要精准深化减税、人口与劳动力流动、资金在国有与民营企业间分配、土地要素配置等体制等改革；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提高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使中国在2019到2035年间，实现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顺利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我们就此形成了一个研究方案，这里摘要形成一个极简的概述，请大家参考。

    一、下行压力加大与经济增长预判的模糊

    中期内下行压力加大：由于1999到2005年间，人口自然增长率从8.18‰下降到了5.89‰，受20年前人口增长影响后20年经济增长的规律（我们也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人口增长与20年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验证了此规律）影响，GDP增长率有从2018年的6.6%（这个数据包含统计将研发投入2.8%调入GDP的部分）下降到2025年3.12%的压力。

    长期内有跨越不了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风险：由于人口增长率从2006年的5.28‰下降到了2015年的4.96‰，2026年到2035年，经济增长率可能在2.66%—2.42%之间。我们就此根据高收入人均GDP水平年平均增长率历史数据，判断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措施扭转，2035年前中国进入不了高收入国家行列，可能是大概率事件。

    然而，经济学界和政策研究界就其趋势，各有不同的看法，出了许多不同的建议，认识和判断是不是靠谱，所出的招是不是可用，效果会如何？似乎都需要讨论。

    从要素的投入产出看，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要素的投入和贡献。清华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所、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所、国外伍晓鹰等学者，大多基于索洛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对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和未来的增长趋势进行了各自的研究，结果和说法不一。由于索洛模型有一系列严格的假定条件，而中国的经济运行国情和环境许多不满足这些要求，因此这些研究计算的结果误差很大，提出的建议和方案可能针对性不强，或者有误。

    对于国民经济，没有数理方法而只是定性研究，那只能是“猜测”，决策心中无数；而有一堆数据，没有科学适用的数理分析方法，或者简单套用模型，会出现偏差，用以决策，也会造成很大的失误。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索洛全要素生产函数，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模型，它有一系列严格的假定：一个竞争性的市场，要素都要自由流动，要素都要通过市场交易配置，市场决定价格，要素都有价值表达，生产和供给自动创造消费和需求，不存在长期的生产过剩。这些模型的条件要求，就是市场经济的标准，实际上也就是一系列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体制安排。但是，中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许多体制还在改革之中，还不满足索洛模型的要求。因而，发生了学者们顺向简单套用数据来分析中国的经济运行和增长，误差很大，包括给中央的政策建议针对不了存在问题的现象。

    发达国家计算国民经济增长，其教育、知识和技术在要素投入外形成余值。但我们作为一个转轨国家，学理计算中，为什么就不能有改革形成的余值呢？为什么不能就适应于转轨国家，改造全要素生产投入产出模型呢？将成熟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模型，简单套以中国的数据计算，可能有很大的误差。

    对此，我及我的团队也陷入了长时间方法上的纠结。后来从“市场经济应该有，但是没有；应该有多少，但是实际没有那么多”的思路，用假设条件还原和反实事法，建立了一套适用于发展和体制均二元结构转型国家，即符合中国国情的国民经济投入产出和增长的分析方法和逻辑框架。

    二、能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能：精准改革

    这样，我们将过去经济学家们对改革红利的定性“猜测”改变成了数量分析，用上述方法就要素投入和配置改善可以释放的未来经济增长潜能进行了估计。

    1．资金要素投入和配置改善可能获得的增长潜能

    （1）减税降费：收入在政府支出和企业资本配置改善

    按照发展中国家一般标准值，宏观税负率在GDP的18%—25%之间，体制转型国家在28%左右，中国目前宏观税费为36%左右，我们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宏观税费负担率应有水平放宽在了30%，偏差为GDP的6个百分点以上。用反实事法计算，2017年高税费负担的年产出损失为GDP的1.3到1.5%之间。

    如果按照标准值进行还原改革，需要减税5.5到6万亿元之间。一年减少，可能性不大。分三年，期间每年获得的新增长潜能平均为0.45个百分点左右。虽然释放增长潜能的时间短，动能也不大，但是如果不减税降费，企业会大面积关停和减少。

    （2）资金国有和民营经济配置改善可能的增长潜能

    资金要素目前还没有做到竞争中性分配，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国有银行对民营企业贷款，将法律上投资、创业和经营的有限责任，正在普遍地变成了企业家搭上全部家产和父债子还的无限追责。国有企业贷款成本低、资金使用效率差，净资产盈利水平不高是一个客观的实事。由于国有企业的低效率，负债资金和权益资金在国有与民营企业之间的错配，其损失占2017年GDP的5.84%，资金供给错配造成的损失还是很大的。目前国有经济贷款、债券占总额的60%，我们将这一结构一直到2035年按照国有企业15%和民营经济75%配置变动逐步进行还原改革， 2021到2035年间这项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按低高方案的不同，年平均为0.24到0.3个百分点之间。也可能是我们的计算需要改进，这一效果并不如一些经济学家们猜测的那样大。但是，如果国有企业不改革，甚至国进民退继续下去，将会对出口贡献大、吸纳就业多的民营企业，形成挤出态势。

    2． 劳动力配置改善可能获得的新增潜能

    人口迁移、劳动力要素流动和配置，受到了户籍、教育及医疗不均、城镇居住成本高和难、农村土地不能退出等干扰，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同样发展阶段时的城市化水平及农业就业劳动力比率比较，发生了较大的偏差。我们计算2017年其造成的产出损失为55569亿元，为当年GDP的7.0%。

    如果对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等上述有关市场经济条件还原的体制改革，未来带来的新经济增长潜能，2019-2025年平均为0.46%，2026-2030年平均为0.20%，2031-2035年平均为0.002%，并且从最后一年开始转为负值。这一计算结果，出乎我们预料之外。因为有经济学家，包括我在内，以为这一改革会给未来带来年平均1到2个百分点的增长潜能。其不一的深层次原因，一是未来由于经济主力人口的收缩，将劳动力配置改善的增长潜能抵消很大；二是人口和劳动力配置还原改革，是一个逐年释放的过程，不可能短短的数年内改革到位。虽然增长潜能不大，但不进行改革，如果没有劳动力配置改善获得的增长潜能支撑，增长下行的压力会更大。

    分析到这里，分析发现不容乐观的未来是：累积估算减税降费，迁移户籍、新市民教育和医疗、城镇住房、农村土地退出，国有企业等三大体制改革，其释放的增长潜能，加上上述20年前人口影响20年后的经济增长速度基数，并没有使中国2035年前进入高收入国家门槛的概率显著地加大。

    3．土地配置体制改革的增长潜能最大

    由于对土地进行交易管制，土地的稀缺性、外部经济溢值性、投入积累性和非折旧性等经济特征，或者价值不能表达，或者表达不完全和不充分。

    在不让某类土地交易时，农村土地要素的所有者或者实际占有使用者，不能通过交易，实现其财产性收入。农村的一二三产业几乎都要以地为基础而发展。然而，农村土地只是生活和生产资料，社会和信贷资金不能进入，农民不能以地为资本进行创业，也失去了其创业收入。

    每年城乡仅以0.5%的土地如果交易，但由于不让交易，或者不能够交易，城乡损失的交易收入为 31170亿元，为2017年GDP的3.88%。假定改革开放以来至2017年，现有农村已经有10%的土地资产投入资本，城镇一些可交易利用率不高土地资本化率可以为1%，但是因为体制所限而没有，其以地为本创业，或者再资本投入方面的产出损失为48840亿元，为GDP的6.15%。

    如果对城乡土地按照要素由市场交易决定其配置、有价值表达、能够资本化，2021至2035年间，其改革释放的年平均增长潜能，低方案为近1.4个百分点，高方案为2.3个百分点。而且增长潜能为动态递增。

    城乡土地体制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按低高不同方案，分别为上述三方面改革获得增长总潜能的71.49%和78.98%。这给中国在2035年前，通过改革支撑和保持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带来了希望和信心。

    深化城乡土地体制改革，会拓展货币流入新流域，降低各方面负债率，形成更多良性资产，稳定货币金融体系，提振国民经济长期的利好预期。目前城乡存量土地，由于交易被管制，不能资本化，资金要素与土地要素不能优化组合，货币无法流入农村和农业，也不能流入城镇一些可交易划拨低价但闲置的土地。从现在货币投放看，工业由于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不足，过剩而投入不进去；城镇房地产因行政寡头垄断市场、行政限购限价，没有开征房地产税，一放则涨，货币大量地流入，形成泡沫；地方政府和一些企业因过去负债率太高，借新还旧，资金体系自己循环，创造利息泡沫GDP。

    能不能换一种思路缓解上述问题？A．利用土地资产疏通货币投放和流动。加快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让货币流入基本没有价格和低价的农村470万亿元、城镇150万亿元，以及未来调水改土新增的200多万亿元土地，让土地生活和生产资料变成资产和不动产。农民在土地上获得财产性收入和以地为本创业收入，去购买工业品，就又可以通过消费，以及有需求后工业投资增加，使货币流入工业领域。

    B．降低国民经济负债率。将无价值和价值很低的土地，变成有合理价值的资产，让城乡居民有更多的不动产财富，可以整体上降低居民部门的负债率；银行抵押资产中增加许多是有合理价值、可市场交易的土地资产，其贷款的质量也会提高，其不良资产的比率也会下降；一些国有企业，特别如铁路总公司，将给其划拨和低价的土地，如果能够交易，折价入资产，改革它们的资本结构，其资产负债率就会大大降低，并且这部分闲置和低利用资产由于可交易可抵押，会增强其资产的流动性。

    C．提振中国经济信心。如果宣布农村和城镇土地产权、年期和市场交易等方面的体制改革，未来有900多万亿元原来没有价值的土地，现在变成资产，将会是中国货币价值稳定的一个基础；许多流往国外购置土地、住宅和建厂的个人和企业投资，将会止住并投国内，一些境外资金也会流向中国购地购房投资建厂；大大减弱人民币外流的意愿，增强外资流入中国的激励，使人民币币值坚挺和稳定；中国第三次土地改革，将使中国经济未来预期向好，股市和各种经济指数预期都得到提振。土地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是扭转国民经济增长过度下行的关键战役。

    三、居民收入：生产与消费循环和平衡的极端重要性

    索洛全要素生产函数模型一个非常重要的假定条件是：市场可以通过要素投入和退出，通过不断地出清，实际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如果生产过剩，必然是衰退，增长速度趋于下行。

    然而，我们从三个大的方面干扰了居民收入的正常增长。由于计划生育时间太长和力度太大，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应有而没有的人口最保守估计2.8亿，其中没有的劳动年龄人口造成的居民收入损失2017年为72658亿元，占GDP的9.15%；由于户籍等体制的阻碍，市民化的城市人口应当为97305.6万人，应有而没有的居民收入为79629亿元，为当年GDP的10.03%；因限制农村土地交易和以地为本创业而损失的居民收入为56853亿元，占当年GDP的7.16%。

    现在一些机构按照资金流量表计算，居民收入占GDP比例近61%，这显然误差太大，不可信。按照2017年统计公报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总人口，2017年居民总收入只占GDP的43.65%，这与我们同样发展水平国家居民收入一般占GDP的60%，偏差16个百分点。如果没有对人口增长、人口市民化的城市化、农民土地财产和创业收入三个方面的干预和扭曲，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应当在68.94%，即使不考虑人口因素，后两项还原的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也应该在60.14%。

    从2017年国民收入的部门结构看，居民、企业和政府各自比为44︰20︰36。国民收入部门结构和GDP部门结构大体一致。其中，收入分配中政府、金融行业分配过多；生产结构中资本装备、基础设施（交通、城市建设等）内容过多。

    我们按照上述损失的居民收入，以支出法计算和还原2017年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72658亿元〔干预人口增长损失〕×70.54%（全部居民收入消费率）+{79629亿元（妨碍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损失）+56853亿元（农民土地财产收入和以地为本创业收入损失）}×81.55%（农村居民收入消费率）=162554亿元。2017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乘以人口总数，消费规模只占GDP的30%，比同样发展水平国家一般50%的比例低了20个百分点。

    通过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以及土地要素配置等体制的改革，较快地提高居民的收入，进而增强他们的消费能力，即还原一定发展水平上，市场经济中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占GDP的合理比例。至2035年，将居民收入占GDP比例逐年还原提高到65%，居民消费占GDP比例逐步还原提高到50%。

    目前农业就业比例27%左右，与同样发展阶段国家12%左右的比例相差了15个百分点；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之差为1︰4.14，农村居民、城镇非户籍居民、城镇户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差为1︰1.83︰3.06，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和拥有财富之差更大，我们估计的为1︰12和1︰18。在这样的数据格局中，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正处于人口迁移、劳动力流动、城市化、工业化和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中，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压力差很大。

    201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的农村居民5.7亿人，24600元的城镇非户籍居民（大部分是从农村进城的农民工和小工商业者）2.3亿人，这8亿人中低收入人口占到总人口的57.6%。从这些数据看，城市化和工业化并没有完成，还有至少10余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提高居民收入，结构上政府收入增长要慢于GDP增长，居民收入增长要快于GDP增长1.8个百分点，2021-2035年间，居民收入应当翻一番半。在此期间，计算的低和高两种方案的GDP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4.97%和5.99%，而同期居民收入低和高方案，年均分别应当增长7.14%和8.17%，才能分别将居民收入还原到占65%和50%的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分配方面，还是坚持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例过低的偏差永远也扭转不了，产能过剩问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未来15年，后有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发展模式，转移剩余便宜劳动力与引进制造业结合，通过向欧美，包括中国大量出口产品，谋求自己的经济发展；前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促回和重振制造业，并谋求向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出口制成品。这样中国原来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的国际市场环境，遇到了来自于双向的激烈竞争和挤压。

    因此，扩大国内消费需求，2021-2035年间居民消费规模低方案扩大到100.41万亿元，高方案扩大到118.40万亿元，这样可能逐步从根本上平衡产能过剩，改变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局面，并且消化一部分关税降低后国外扩大的产品进口，保证未来15年中有一个宽松的国内消费需求环境和条件，实现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我们对照市场经济的标准，考虑GDP在政府与企业支出和资本间分配、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土地要素配置方式、资金要素国有与民营间的供给等等方面进行体制改革，并实施市民化城市化和延长工业化的战略，观察其带来的新增长潜能，居民收入和消费改善带来市场需求环境的变化，从而估计2019-2035年改革能够推动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和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趋势，如上图所示，低方案，我们可在2029年左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高方案，可以在2025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作者系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城市化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