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改革与发展司司长、研究室主任 倪虹

　　本报记者 童亦弟 兰海笑 北京报道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近日发布，要求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谋划未来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

 　　中国的城镇化一直是热门话题，即便在国际上也是如此。如何看待城乡关系，城乡之间如何实现均衡的、可持续的发展？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改革与发展司司长、研究室主任倪虹接受《中国建设报•中国住房》记者独家专访。

　　中国住房：实现统筹城乡发展，政府的责任是什么？如何实现城乡的可持续的发展？

　　倪虹：首先，科学地制订好规划。科学的规划是对未来一种合理的统筹安排，规划是建设的蓝图，是资源配置的依据，是政府与居民的共同愿景，规划也是一项公共政策。政府最大的财富是土地，最大的权力是规划，最大的责任是让人民安居乐业。只有规划得科学，才能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发挥出土地财富的效益，更好地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其次，在具体实践中，就是要统筹好规划的“三标”与“三性”。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目标（发展改革部门）、城乡建设规划的坐标（城乡规划部门）、土地利用规划的指标（国土资源部门），要统筹协调好这“三标”，需要我们辩证理解，还需要正确把握土地指标的刚性、建设坐标的弹性和发展目标的柔性这“三性”。

　　最后，规划编制时强调“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同时，也要不断创新和完善规划理念。2005年以来，规划理念有了重大变化，从“哪儿能用地”发展为“哪儿不能用地”的思维，在用地上提出了管好“三区”：禁建区、限建区、宜建区；在功能上管好“四线”：河流湖泊和生态湿地的蓝线、生态廊道和公共绿地的绿线、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黄线、自然和文化遗产及文物保护的紫线。不久前公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也要求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确定主体功能定位，明确开发方向，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完善开发政策。可以说，我们的规划正在向民主化、科学化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发展，这也是城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中国住房：我国城市人口比重已达49.6%，很可能在1年或者几个月内超过50%，这正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进入城市化社会的门槛。这将对城乡统筹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倪虹：我国城镇化的水平达到50%，这将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从发达国家的经历看，城乡发展在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任务和重点。比如城镇化水平达到30%的时候，伴随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建设上主要是集中力量加快城市的发展，尽快提高其辐射带动能力，在资源配置和利用上希望乡村支持城市；在城镇化发展到了一定水平，特别是城市人口超过50%的时候，随着城市辐射能力增强，开始能够反哺农村，带动和促进乡村面貌改变，同时也关注乡村的生态和农副产品保障能力。这样，城市和乡村之间体现出补充和相互支持，相互促进。

　　城乡统筹发展，需要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口资源环境条件约束、历史文化传承等多角度来充分考虑和谋划，坚持大、中、小城市和乡村的协调发展。

　　中国住房：虽然我国城镇化水平一直在提高，但是我们发现在沿海地区的一些城市，出现了“逆城市化”的现象，应如何理解这一现象？是不是城镇化遇到了一些问题？

　　倪虹：城镇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相应发展变化的，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逆城市化”现象在发达国家很普遍，往往出现在城镇人口超过70%以后，这也是缓解“城市病”、实现城乡统筹的一种方式。

　　在安徽工作的时候有过一个调查，农村人均建设用地有196平方米，城市人均建设用地在100平方米左右，理论上看，一个农民进城，换出来的土地可以满足两个城镇居民使用。如果能妥善解决好农民进城后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把进城农民在农村的建设用地置换出来，实现城乡占补平衡，对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解决我国人口增长和城市建设用地需求之间的矛盾是个双赢。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单向城镇化制度，只能农民进城。耕地保护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既要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又要满足城镇化发展的用地硬约束，在城镇化率即将达到50%的时刻，开始探索研究双向的城镇化战略，这样的制度安排，以城乡统筹的方式，科学合理地配置城乡资源，破解城市发展难题，使我国的城镇化快速时期所带来的比较优势，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这对促进我国城镇化的科学发展、避免“城市病”加剧，都将会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