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力度还应该加大。2008年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已经确定了改革的方向，要解决要素市场扭曲问题，但此后的改革没有实质性推进。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重申了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一些关键性改革意见，表明中央政府的改革决心不动摇，给人以鼓舞。

2010年12月21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旨在总结以往经验，分析当前形势，部署未来工作。一年一度召开这样的会议，自然对农业领域的实际工作者有现实意义，同时对农业农村事务研究者也有一定意义。笔者一边在阅读官方披露的会议信息，一边在思考。

过去七八年总讲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工作不可掉以轻心，特别常讲农村青壮劳动力流失加剧，农业领域剩下了“386199”部队，但农产品产量特别是粮食产量一直在增长，这是为什么？主要农产品生产既然持续增长，且增速超过人口增速，但农产品供应总显紧张，市场价格上升压力很大，这又是为什么？这几年蔬菜水果价格上升厉害，粮菜比价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央多年不太强调的“市长菜篮子”又提出来了，以后这个问题会不会加剧？

以上是发展迷局，还有改革迷局：村民自治工作搞了很多年，别说它有何种政治意义，实际情况是农民往往连强拆房屋、强占耕地也对付不了，而这就是在“革命”时期也很罕见。村民自治究竟对农民权利保护有多大的意义，难道它仅仅具有形式意义？

正如此次农村工作会议提到的，中央政府在农民权利构建上下了很多功夫，农村低保、新合疗、新农保等重大惠农政策陆续出台，可是这些政策全部来源于中央政府的推动，只有少数地方政府将保障标准提到了中央政府的标准之上。地方政府为什么大多低于中央政府的预期？是如地方官员常讲的财政利益分配不合理么？

中央在“十一五”规划期着力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民收入增长明显，农村基础设施也有改善，但一种“有新房无新村”的现象普遍起来了，“违章建筑”多起来了，究其直接原因，是农民对规划的认同存在问题，更对“一事一议”的公共经费筹集缺乏热情，以致政府建设了基础设施以后，还可能要背上维护成本。难道给了农民某种自由，就不能有“少数服从多数”的法制原则么？中国农民就只能仰赖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么？

也许，在消除许多旧的思维框框以后，解释这些问题并不难。

30余年农村改革的基本变局，是将命令型社会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化为基础的混合型社会经济体制。农村改革和发展所有问题的发生均与此有关，具体是两个方面：一是这个转变过程切实发生了，二是这个转变过程不到位、不协调。因转变的发生，中国农业有了成绩；又因转变的不到位、不协调，我们有了麻烦。

农村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其最值得称道的是农产品的市场化。在市场的刺激下，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有了惊人的进步，所谓“386199部队”越来越多的是农业生产的地头守望者与核算者，而进入生产过程的则是由青壮劳动力为主的专业服务人员。一个农村老人可以通过打电话约请各类中央人员为自己种地。所以，从事农业生产的并不只是“386199部队”。这是我国农业持续增长的关键原因。

农业生产专业化以后，农民也成了农产品的购买者。农产品的购买力并不简单地来自所谓城市户籍居民。近些年，国内工业对农产品原料的需求、进城务工农民的需求以及投机需求都推动农产品交易额的增加。在农产品商品率提高的过程中，如果不是过分的供大于求，农产品的交易额、运输量的增长速度会超过生产量的增长速度，相应地，农产品的交易费用和交易损耗的增长速度也会超过农产品生产量增长速度。所以，农产品连续增产的情况下，价格水平上升是可以讲通的。但也要注意，我国粮食生产如果连续保持人均400公斤以上，且没有出口增长，过剩也有可能发生。

中国城市扩张造成了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农业领域雇佣工的日工资单价已经超过了城市服务业的平均水平，引起蔬菜、水果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成本上升。从趋势上看，菜粮比价还有可能上升。城市居民对优质精细蔬菜的需求增加，致使蔬菜平均价格仍有可能提高。

涉农社会经济体制转型不到位、不协调的突出表现，一是农村社会体制变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二是农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低，要素价格被严重扭曲。

这里讲的“要素”主要是指土地和劳动。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农村土地管理体制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市场化。

土地制度改革的要点是：打通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的分割，实现同地同价；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用市场化的办法补偿农民损失；政府的土地财政收益要合理分配，做到取之于农，用之于农。注意，这里的表达不完全是官方用语，但意思基本一致。这个做法是要解决土地市场的扭曲问题。

户籍制度改革的目的是要克服当前城市化的弊端，实现“人的城市化”，尽可能创造条件让脱离农业的农民变为城市圈里的常住居民，让他们与原住民享有同样的社会权利。

这两件事情做到了，将使我国极大地摆脱发展与改革的困境，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如果我说要素市场扭曲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难题，但愿不会有人说这是小题大做。要素市场扭曲实际上就是分配关系的扭曲。经济学的分配问题就是要素定价问题，这是常识。土地是农民的，劳动大军的主体是农民自己。土地一级市场被垄断，各级政府可以低价征地，把农民利益割了一大块。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护沦为空谈，劳资关系中劳动一方严重处于弱势，以致农民工越加班工资单价越低，陷入马克思讲过的“恶性循环”，把农民利益又割走一大块。这种扭曲的分配关系使国家资本获益，民间资本跟着获益。于是，G DP迅猛增长，而国内需求不足，国家外贸依存度居高不下，外汇储备急剧膨胀，使得国外货币贬值行为再进一步剥削中国农民。这种世纪性的财富大转移在榨取中国人血汗。

改革力度还应该加大。2008年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已经确定了改革的方向，要解决要素市场扭曲问题，但此后的改革没有实质性推进，只有少数一些试点地区(如成都、重庆和广东省试点区顺德)的改革有了一些进展。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重申了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一些关键性改革意见，表明中央政府的改革决心不动摇，给人以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