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口流动对留守老人居住方式的影响

　　由于子女的外流，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往往会发生很大的改变。传统老年学理论认为，现代化进程导致了家庭结构的变化，为老年家庭成员带来可悲的后果(Cowgill,1974)（注：Cowgill,P. 1974, Aging and Modernization: A Revision of Theory. In J. Gubrium (Ed.) ,later life: Community and Environmental Policies(pp.123-146).New York:Free Press），Goode(1970)指出，社会现代化进程伴随着经济发展，导致家庭规模减小，核心家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老年人可获得的社会资源减少。经济发展带来的劳动力外流削弱了家庭赡养老年人的能力，主干家庭取代作为家庭养老基础的联合型大家庭(Yuan,1987)，成为最常见的家庭结构。（注：Cowgin,P. 1974, Aging and Modernization: A Revision of Theory. In J.Gubrium (Ed.),later life: Community and Environmental Policies(pp.123-146). New York: Free Press）

　　张文娟和李树茁利用2001年在安徽巢湖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随着外出儿子的增加，老年人隔代居住的可能性显著上升，与子女同住的机率明显下降。外出子女中儿子对父母居住安排的影响超过女儿。在外出儿子有未成年子女的情况下，老年人在居住安排中选择隔代居住的可能性最高。儿子外出为农村老年人带来了不利影响，不仅减少了老年人共同居住的选择范围，而且是隔代家庭出现的主要原因。（注：张文娟，李树茁.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的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因素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4;1）杜鹏的研究发现，子女外出扩大了他们与老年人的代沟，在城市中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移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返回村庄之后，他们在观念、习惯及兴趣爱好方面与父母的差异有可能导致两代人分开居住，使农村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注：Du. P. and P. Tu 2000 Population Aging and Old Security. The Changing Population of China, Blackwell Publishers）

　　三、人口流动对留守老人经济供养的影响

　　子女的经济供养是老年人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杜鹏利用2000年普查资料分析表明，我国农村老年人以退休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比例很低，仅为4.76%，农村老年人依靠子女或其他亲属供给的比例虽比1994年有所下降，但是仍然在一半左右，为46.1%。特别是农村女性老年人，她们自我经济供养能力最弱，有2/3的农村女性老年人主要依靠家庭或其他亲属供养。并且，老年人自身经济供养能力随着年龄增大而下降的过程中，主要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老年人比例在迅速上升，2000年普查分析显示，老年人在60岁时，这一比例仅为21.39%，68岁时达到40.62%，而70岁时接近一半，为48.49%，79岁为69.55%，近70%。（注：杜鹏.中国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现状与变化.人口研究，2003;6）

　　在传统儒家孝悌思想的影响下，外流的子女往往通过对父母的经济补偿来弥补对老年人在生活照料方面的缺位。李强的研究表明，和国外相比，我国外出农民工给家庭汇款的比例最高，占农民工总体的75.3%。城市农民工汇款占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比例也是比较高的，得到汇款占总收入50%以上的农民家庭，比例达46.3%，汇款占总收入80%以上的农民家庭比例高达22.3%。这种汇款是持续性的，成为农村居民稳定的生活来源。外出农民工给农村家人的汇款，对于提高农村家庭收入起到重要作用；而且，他们在外打工时间越长，则对于提高农村家庭收入越是起到促进作用；在外打工的家庭成员越多，则农村家庭收入越高；农村家庭收到的汇款越多，则对于自己生活地位的评价越高。汇款支持和支撑着农民家庭和农村经济，汇款也是农民工和家庭联系的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子女给父母高比例的汇款是中国农民家庭伦理关系的正常体现。（注：李强.中国外出农村工及其汇款之研究.社会学研究，2001;4）杜鹰通过对四川和安徽省的调查数据分析显示，移民的收入对所迁出家庭经济状况有重要的影响。在相对贫穷的地区，汇款被用于基本生活开支，在相对富裕的地区，则被用于建房、结婚和投资于小型企业。有儿女外出打工的人家所居住的房屋明显好于那些没有人口外迁的。（注：杜鹰.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P130-132）

　　但是，也由于其他的一些原因存在，导致有些家庭并不能从其家庭成员的外流中受益。姚引妹通过对浙江的调查发现，在有外出子女并给日常生活带来困难的151位老人中，有49位老人把家里没钱排在生活最困难的第二位，占32.45%；其中生活在空巢家庭的老人有31位，占63.26%，比与子女同住老人高26个百分点；占所有空巢家庭老年人的1/3。

　　四、人口流动对留守老人生活照料的影响

　　生活照料是养老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在老年人的生活照料方面，家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999年《北京市老年人基本需求问题》的研究表明，在生活照料上，子女是除配偶之后的第二位主要照料者。但是，由于子女的外流，往往导致留守老年人潜在的供养照料的人数减少和家庭养老质量的降低，在某种程度上，子女的流动造成农村留守老年人的福利和健康状况的恶化。由于外流人口主要是年轻人，导致了从事传统农业的劳动力的短缺和老龄化。这一方面使劳动负担从青壮年人口的身上转移到老年人口的身上；另一方面还加重了那些留在村里向老年人提供照料者的劳动负担。

　　传统上，女性在老年人生活照料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男性的外流，使家庭的生产和生活负担几乎都落在她们的身上，这样，她们很难再像男性没有外流以前那样去照料老年人了。Rozelle等1988年和1995年的调查发现，全国范围内农村男性都比女性更经常地加入迁移劳工队伍；内陆省份如四川、陕西和湖北移民的性别差异最大，男性人数比女性人数多两倍还多。妇女传统上是农村老人的主要照料者。在那些男性劳动力大量外出的衬里，养老重担进一步落在了妇女，尤其是中年妇女的肩上。她们不仅要参加社会生产活动，而且要承担抚养下一代和照顾老人的双重重担。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奔忙，她们很难给予老人细致入微的照料。并且，该调查还发现，外出民工的性别差异正在缩小。近年来，妇女的就业机会迅速增加了，外流成为农村妇女脱离农业生产部门的一个主渠道。在东部发达省份浙江，男性和女性的迁移机会只相差一个百分点。由于妇女在传统上是老年人的照料者，在那些青年和中年妇女大量外流的村里，必然导致家庭养老中传统照料者结构的再安排。（注：Scott Rozelle, L,G.,Minggao Shen, et al 1999. Leaving China's Farms: Survey Results of New Paths and Remaining Hurdles to Rural Migration.The China Quarterly）

　　五、人口流动对留守老人精神需求的影响

　　在中国，“养儿防老”的传统思想对人们影响至深，因此，子女在老年人的精神安慰方面同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999年《北京市老年人基本需求问题》的研究表明，在问及老年人遇到不顺心的时候，农村老年人大部分向子女倾诉，远郊区为35%，远郊县为40.4%。（注：北京市老年人基本需求问题研究报告.勺海调查公司，1999.10）但是，由于子女的外流，往往造成留守在家的老年人精神上的孤独。老人在经济上得到外流儿女的汇款的同时，他们能得到的生活、生产帮助和情感支持却减少了。

　　杜夏等人在山东莒南县三个村里的老年人的访谈中，了解到老年人对外迁孙子女的想念和牵挂。尽管作为隔代人，孙子女不是他们的直接供养者，但是他们依然能感受到精神上的孤独和缺乏慰籍。（注：杜娟，杜夏.乡城迁移对迁出地家庭养老影响的探讨.人口研究，2002;3）

　　从系统的眼光来看，家庭养老就是在其内部物的要素（财力、物力和时间）、思想要素（养老观念和家庭文化）和人的要素（子女的数量）的相互作用下，与外部环境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过程。而由于城乡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差异，加之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农村人口持续大量的向外流动，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系统原来的整体平衡，改变系统各要素之间以及他们和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使人口流动对留守老年人的影响在社区、家庭和个人等层次上表现出来。在社区层次上，导致了社区的人口结构、养老政策、养老的文化和经济条件发生改变；在家庭层次，使留守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家庭供养者的可获得性、养老意愿及供养经济能力发生变化；在个人层次上，影响着老年人的个人收入和独立观念。而面对这些变化，留守老人不得不根据反馈的信息做出相应的调整。以便实现家庭养老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