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新农村不能脱离城市化进程

杨英杰/文

建设新农村不能脱离城市化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着同样的两个问题，即：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新中国成立后，城市的道路、供水、供电、学校、医院等都由财政投资建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却大都由农民自己投资。

有调查显示，当前开展“新农村”建设，要按照一定标准满足农村道路、安全饮水、沼气、用电、通信、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扣除已建成的投资项目，全国平均每位农民需要投资约为1700元至4900元，全国大概需要4万亿元。尽管中央财政明确要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力度，但投资额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这里就有一个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建设新农村的目的并不在于使更多的农民留在农村，恰恰相反，新农村的建设必须要以减少农村人口为前提。很难想象在诗情画意的田园中拥挤着大量的潜在失业农民，即使出现了这一幕，这样的新农村也是不可持续的。只有减少农村人口才能繁荣农村，只有减少农民数量才能富裕农民。这里就有一个人往哪里去的问题。钱从哪里来和人往哪里去这两个问题紧紧联系着另一个问题，即中国的城市化问题。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的方面，所谓城市化，实际就是农村居民向城市的迁移。联合国的统计表明，1995-2000年中国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为3.5%，高于同期其他欠发达国家2.8%的平均水平，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我国城市化水平高于其他欠发达国家。推进城市化不仅是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的途径，也是解决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一系列其他深层次矛盾的重要突破口。它能促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解决人口结构性的矛盾；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可以拓展第三产业发展空间，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力；它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推进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等。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城市化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拉动作用。世界银行专家尤素福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有10%是从城市化进程中获得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主题。”目前，我国城市化发展不足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已经越来越突出了。国际经验证明，城市、特别是规模较大的城市，会产生明显的聚集效应，从而带来较高的规模收益、较多的就业机会、较强的科技进步动力和较大的经济扩散。

工业和服务业不是土地密集型产业，所以对城市的规模要求较高，城市规模越大，工业和服务业越发展。当然，城市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而是有一个帕累托最优的规模。

城市化并不是如有学者提出的所谓“农村城市化”。“农村城市化”的一个明显的弊端是乡村建设简单模仿城市，结果以东南沿海为代表出现了“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的乡村建设败笔。除了建筑上毫无民族性、地域性的千篇一律所引起的审美疲劳之外，最大的损失在于沉淀在钢筋水泥中无法流动的资本以及土地这一不可再生资本的极大浪费。如果能消除农村居民向城市移居中的大量政策性障碍，相信沉淀在农村的物质资本会对城市化进程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既能扩大城市的规模效应，又能带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大量农民变为城市人口，更多的土地可以恢复自然状态，生态环境从根本上得到保护，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随着农村各项制度特别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农民进城既可选择离土离乡，也可选择离土返乡。所谓离土返乡是指，人员进城资金返乡，或人员资金一起返乡。可以预见的是，新农村建设的资金将会大部分来源于那些离土返乡生于斯长于斯真正了解农情的进城务工者，新农村最终必须要靠农民自己来建设。

我们也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口号，但就目前来说，很可能只是一种愿望。如何反哺，肯定不能采取计划经济时期剥夺农村的剪刀差的形式来强迫工业反哺农业，因为市场经济讲求的是市场价格对资源的自发配置，建设新农村最终还是要靠市场的力量，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资本向农村的流动。当然，政府在促进市场引导资金流向上要发挥积极主动的辅助作用，比如采取适当的财政、金融政策如税收优惠、财政贴息、利率政策等鼓励庞大的沉淀在银行中的资金到农村去寻找新的收益点。

回到本文的标题，新农村的建设离不开有序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的复杂和艰巨决定了新农村建设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是一个需要几代人下大力气解决的难题。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新农村与城市化如鸟之两翼，如车之双轨，不可偏废其一。更进一步而言，新农村的建设必须依托于城市化进程，有序的城市化进程将会在直接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的同时保证财政对新农村建设的支出，更重要的是保障城市化进程合理有序的机制将会使城乡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渠道顺畅，有利于强化农村自身造血功能，从根本上解决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的问题，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