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践行新华社“扎根工程”，增强“四力”，今年年初，新华社安徽分社年轻记者汪奥娜在合肥市包河区大圩镇挂职副镇长，参与社会实践和蹲点调研。半年来，汪奥娜以一名“大圩人”的身份，进村入户参与各项重点工作，融入干部群众的生活。在此，我们摘录汪奥娜的四篇挂职日记，展示一个变化中的城郊小镇的生产生活场景。

　　之一：农民看到了“供给侧改革”效果

　　看似原始的农业种植方式，市场回报却是出乎意料的。在大圩，“新农人”开始以回归传统、追求“绿色”的方式在走精品农产品路线上下功夫。

　　大圩的农产品以“大圩葡萄”最为出名，每年夏天在合肥的大小商超里都很抢手。但卖得多不代表赚得多，随便种种葡萄就能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

　　我年初到大圩挂职的时候，葡萄园还在冬歇，树上还不见绿色。每趟下圩的时候，我都会留意葡萄的变化。从吐芽、抽条到挂果、套袋，一月一个样子，等到7月中下旬就陆续成熟，可供采摘了。

　　一来二去，种植户们跟我聊得多了，我发现很多靠种葡萄发家的大圩人不愿再种了，反而是外地人越来越多，快要超过本地人。他们告诉我，种葡萄没那么赚钱了，旺季15元一斤的价格卖了三四年，怎么也涨不上去。在大圩镇附近，环巢湖十二镇都风风火火地发展起了都市休闲农业，大圩30多年前起步的“先发优势”在当前同质化竞争中所剩无多。

　　但也有例外。我找到了葡萄卖得最贵的一家，去看看有什么特别之处。

　　葡萄按斤卖，游客拿着剪刀来一剪就是一串，种植户们自然想到的是一串越“打秤”（方言，意思是重量大）越好。但六安来的贺明伍刻意把一串的重量控制在一斤二两左右，他说之前旁边种一串三四斤重的农户们不理解，调侃他家的葡萄串“扔进池塘都没个响”。

　　贺明伍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一亩只种六棵树，也不搞水肥漫灌，精准施有机肥，要的就是高糖分和好品相。结果在均价15元一斤的葡萄里，他的葡萄卖到了30元，卖进了高端商超，第二年周围的农户都跑来取经了。

　　同样刚开始不被理解的还有来大圩开农场的博士程存旺。农场采取的模式是时兴的会员配送，强调“从农场到餐桌”，因此不打农药也不喷激素，只种时令的蔬果。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员工们正在打包刚摘下的黄瓜，贴上农场的标签，准备送到会员家里。我们边啃黄瓜边聊，有员工告诉我，当初土地流转之后，村干部却慌了，看到他们往地里种草，怕是忽悠人的，到时候拖欠流转费怎么办。

　　问了才知道，这是要先恢复土地的肥力。以前长期施化肥，容易使土地板结、肥力下降，到后面就结不出好果子了。村干部笑着说，博士确实不一样，眼光长远。

　　圩里的“新农人”越来越多了，开始不被理解，最后用市场说话，默默地带动着产业升级。村民们不太知道什么叫“供给侧”，但看多了，也开始明白为什么要“控产提质”。从大棚里走出来，找回最绿色的“土方法”，未尝不是一种新风尚。

　　之二：万人回迁社区的“和美之道”

　　2017年元旦，超过一半的大圩人回迁，住进了高楼。原先的同村被“打乱”了，住进不同的楼栋。新邻居、新环境、新问题，让“村民”变“居民”的过程显得尤为困难。幸好有一群“头雁”，及时疏通了社区治理的末端，让杂乱的音符也渐渐排成了和谐的歌曲。

　　由于圩区有大面积基本农田，当时各村采取的是“拆迁不征地”的政策，因此村民入住金葡萄家园、变成“居民”之后，可以说“脚上还粘着泥”。

　　跟我聊天的时候，D区11栋的倪明章老人对回迁初期的那些“荒唐事儿”还记得很清楚。曾经活跃在田间地头的锄头、扁担，都一股脑地堆在了楼梯间。飞棉絮的破沙发也放在楼道。还有一户居民把腌制了好几年的咸菜坛放在走廊里，大夏天闻得让人想吐，还招来很多蚊虫。

　　作为人口过万的回迁社区，治理的难点就在于社区规模大、居民间矛盾多、居民主体意识欠缺，如果社情民意了解不及时或者矛盾处理不及时，问题“上交”至社区，局面就不好收拾了。

　　为了及时有效地满足群众需求、把矛盾化解在楼栋，社区牵头组建了一支由62个党员“头雁”组成的楼长队伍。退休5年多的陆敏阿姨就是其中之一。

　　陆阿姨跟我传授过自己的调解绝招。“有高空抛物不承认的，得细心观察居住习惯，确定楼层范围再挨个排除，最后才能锁定是谁；有的老人就像小孩似的，好好说还不听，得带着玩笑讲；有的居民对登记信息各种不配合，后来车里丢了东西找到我，我帮忙调监控、想办法，现在就和和气气了。”

　　两年来，在楼长的带动下，居民们渐渐有了社区意识，社区环境越来越好。

　　光干活没有鼓励也不行。我跟一些镇里的干部们商量之后，写了份名叫“和美堂屋”的项目实施方案，将“和美堂屋”的荣誉专门颁给那些善于调解邻里矛盾的、有一定威望和影响力的住户。

　　“堂屋”是传统乡村民居中起居会客的地点，现在村民们搬进了社区，户与户之间隔了几道门，但有什么矛盾还可以到“和美堂屋”里说说，既不会伤了和气，也能拉近彼此的距离。

　　今年2月，楼长陆敏的客厅挂上了“和美堂屋”的标牌，成为金葡萄社区第一批居民矛盾调解的示范平台之一。

　　下社区次数多了，我发现社区搞的个别“高大上”的项目，预想得很好，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比如，社区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请专业的机构来组织文化活动，我看到睦邻活动中心里，放庐剧的“百姓影院”场场爆满，但隔壁放AI体验设备的房间却没什么人。

　　如果考虑到社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5000人，占比约26%，其中80岁以上有715人，这些老人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独居状态，那这现象就解释得通了。年轻人在外工作的多，早出晚归。因此在社区待的时间最长、最需要社区提供服务的主要是这些老年人。

　　今年1月，社区专门拿出一栋将近两千平方米的独立服务用房，用于建设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刚装修好已经有老人预定了床位。同时，社区还引导有一技之长的老人们建立或“认领”志愿服务项目，比如上门理发、教授书法或摄影、一起编织工艺品等等，于是又涌现出不少“爱心头雁”和“文化头雁”。

　　社区治理的前提是抓到主要矛盾。在城郊小镇的回迁社区，直接套用城市社区的管理模式肯定行不通。抓“头雁”促自治，这是金葡萄社区的“和美”之道。

　　之三：小镇“蜕皮”不“蜕根”

　　我挂职的小镇大体可以分为圩区、岗区和社区三个部分。大圩的第一次“创业”从圩区各村种葡萄开始，现在以发展都市休闲农业为主。岗区近年来成为大圩“二次创业”的重心，国家广播影视科技创新实验基地初具雏形，一批科创、教育、金融领域的新项目接连落户。社区则住了超过一半的大圩人。2017年元旦，11个村的1.2万人回迁安置到了“金葡萄家园”，复建点二期也即将开工建设。

　　在挂职期间，我看到了第一块上市地块卖出、企业税收快速增加、高端人才开始聚集……小镇在“蜕皮”，天天可喜地变着模样。城镇化对于大圩人来说，不论老少，都有了享受更好生活条件的机会。但在同时，农耕文化和民俗特点的“根”还在努力保留。

　　我下村入户做征迁工作的时候，看到一户家里摆着品相完好的八仙床要丢弃。同行的镇干部拿起电话打给了金葡萄小学的校长窦海山。电话里窦校长说，留着留着，他收。

　　我这才知道，原来金葡萄小学里还有个民俗陈列馆。在位于晓南村的金葡萄小学南区里，教学楼四楼有一间挂着“大圩人家”牌匾的特别“教室”。青砖、飞檐、木门，从外面看别有徽派建筑的风味；里面则摆放着排水灌溉用的龙骨水车、旧时的婴儿床“摇窝”、安在井上汲水的辘轳，还有挂在墙上的“儿童版”蓑衣、鱼篓、草帽和草鞋。大多都是村民们搬家后准备丢掉的。

　　从2015年开始，金葡萄小学的老师们利用课余时间陆续编写出了六册校本教材。其中三册聚焦农具和民俗；另外三册则以大圩镇最出名的葡萄为主题，分为葡萄的种植、葡萄酒的酿造和葡萄酒文化。同时，在区教育局的资金支持下，“大圩人家”特色陈列馆建立起来，让孩子们能够摸到书本里的内容。

　　2018年，合肥市首批乡村振兴重点项目“圩美·磨滩”落户大圩。磨滩村那一栋栋屋檐上翘的徽式建筑将以民宿的形式留存，成为大圩镇未来乡村生态度假游的一大亮点。

　　之四：征迁干部的“三解”工作法

　　由于纳入包河区大建设，大圩镇今年征迁任务仍然艰巨。有常在征迁一线的干部总结出了“三解”工作法——解决、解释、解气。展开来说就是，群众反映的问题，要尽全力解决，解决不了的耐心解释，解释了不听的想办法让人能解气。

　　征迁涉及到群众切身利益，群众的期望与现行政策之间有差距，就会有矛盾。

　　入户多了，我发现难拆的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在其他地方已经享受过安置政策的，还想再次安置；一种是正好被卡在政策范围之外的，不甘心无法安置；还有一种则是认为安置或补偿标准不达预期的。

　　实际情况是95%以上的村民很配合，针对剩下的不到5%的村民，各村会登记、分组，由几个村干部带队入户，一遍遍去磨。尤其难做通的户，项目又开工在即，由镇干部包保，定期汇报进度。

　　在征迁调度会上，常听干部们说“就高不就低”。意思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能给老百姓的一定得给足，能为老百姓争取的争取到位。

　　一个村干部告诉我，曾有一个回迁户，符合祖居户的条件，但缺了“迁移证”，审核无法通过。村干部也跟着着急，在村里翻查原始资料，还是没有找到。后来村干部灵机一动，问他有没有当过兵或者参加过村里的民兵，然后到区武装部查询档案，还真的就找到了他那一批走兵的原始花名册，随即成功地解决了他的资料审核问题，最后他顺利地分到了房子。

　　做征迁工作，对基层干部的态度和能力的考验尤为明显，尽心尽力才管用。

　　在与征迁干部和群众的交流中，我越发感受到，越是涉及到群众利益的工作，越要求干部“懂规矩”——按规矩办事、吃透规章制度，这样才能为群众争取更大的利益，也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

　　按规矩办事，是讲道理最有效的方式。比如关于“祖居户”的界定，有一个确定的时间点，在此之前迁出户口的都不算祖居户，不享受回迁安置。比如第一批回迁分房时，有一个确定的时间点（精确到小时），在此之前肚子里未出生的胎儿也算一个人头。

　　总有卡在政策范围之外的，但规矩定好了，对谁都一样，不留隐患。

　　而“解气”更是贯穿于大部分的交流中。不论群众的诉求是否真的合规，情绪需要发泄，这是人之常情，要充分理解。

　　但同时，我看到的工作现场，不都是剑拔弩张的氛围。有时气氛很微妙，要么全程在聊家常，要么说说笑笑。一位村干部告诉我，功在平常，平时为村民们多帮忙，到了关键时候，也就不会被故意为难了。

　　将心比心，把距离拉近，其实就是很多基层干部把群众工作做好的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