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大陆地理国心地带，在远离大都市圈的三峡库区深处，重庆市巫溪县的社会建设近年来开展得有声有色。由于县委与政府把社会重建放在一切工作的中心，并在城乡社会重建中摸索了北门沟和三宝村的经验。7月4日，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指导下，由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和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主办、中共重庆市巫溪县委与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政府承办的“城市化中的社会重建”论坛，巫溪县委书记郑向东在做了题为《看不见的城市——欠发达地区城市化中社会建设的思考与实践》案例介绍后，大家针对当前我国城乡社会建设中的困惑，结合巫溪县城乡社会建设的典型案例，纵论加速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社会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二元结构下的城市化呼唤社会重建

中国的城市化，正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规模，进入加速阶段。大量人群从乡村涌入城市，从东西部涌向沿海。在给城市经济带来巨大效益的同时，也让城乡社会付出了前所未有的代价。

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进行的城市化，表现出两种典型的区域形态。一是以沿海城市为代表的劳动力输入地，如深圳、东莞、佛山，在融入全球经济分工中抢抓机遇、招商引资，成为世界工厂；一是以广大农山村为代表的劳动力输出地，如包括巫溪在内的秦巴山区、川湘鄂赣广大老少边穷地区，贡献了劳动力、为进城劳动力提供了以土地形式的保障、为国家粮食安全和国土生态安全做出了贡献，并主要通过劳务输出而使居民获得了收入改善。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两种不同形态的区域因双方分工方式的不同都付出了社会的代价：劳动力输入地面临着外来劳动力和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如农民工、失地农民等问题；劳动力输出地面临着人口净流出和人口大进大出下的社会重建问题，如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的问题。为此，业内人士指出，改革开放第一个30年的主题是经济发展，第二个30年一定要将社会建设提上日程。

“巫溪要抓住空间、记忆、主人、矛盾、组织五个关键词，建设一座‘平等、平实、平和’平民之城、看不见的体制之城、精神之城，通过尊重、沟通、融和，解决的就是劳动力输出地的城乡社会重建中的各种问题。”巫溪县委书记郑向东说，巫溪地处我国雄鸡版图的心脏位置，是典型的三边（边境、边远、边缘）农山区，所走的是以异地工业化、异地城市化参与全球经济分工的模式。据统计，2010输出劳动力13.5万人，占全县人口的25.4%，年收入可达10亿元，城镇化率24.6%。

与会人员分析认为，这种劳动力而非人口远离家乡进城的城市化模式，带来了一系列城乡社会问题：乡村留守人群问题、县城老城区衰落、新城区社会隔离、国家机关与人民群众间缺少沟通与联系、城乡间压抑和悲观的情绪蔓延。这些问题反映出我国社会重建的巨大需求。

2、巫溪探索欠发达地区的社会重建模式

“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巫溪都面临社会重建的巨大需求。”论坛上，巫溪县相关领导介绍了在社会建设方面的紧迫性。

在乡村，由于巫溪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地向大中城镇流动，形成了国内外广泛关注的“民工潮”现象。大量中青年劳动力的外出打工, 很多家庭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外出，远离孩子，远离老人、远离配偶，使农村家庭规模变小，结构趋于不完整，形成了“留守家庭”，乡村社会的凝聚力日趋下降。巫溪县领导介绍了三宝村的“困厄”：贫困问题、儿童教育、老人的困难、民风的变化、干部队伍的士气低落等问题。

“如果不把县城的环境治理好，到处是违章建筑，垃圾满天飞，形象脏、乱、差，治安不好，居民人心涣散，没有归属感，随之而来的是治安问题、人民群众与政府间的关系紧张、整个社会关系疏离。”在谈及县城的问题时，北门沟的“老大难”极具典型性。老县城的北门沟，是集脏、乱、差一身的“牛脑壳”小区。两三年前，由于垃圾成堆，曾经是拥有几十年“龙须沟”的“桂冠”，当洪水来临就将生活垃圾人蓄粪便污水排入大宁河，给县城居民群众的饮水及身体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一些能搬走的，把5万块钱造的房子作3万块钱的价 “甩”了，留下来的干着急。

“如果城乡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长此以往，农山区将成为城市化中废弃地的危险！”巫溪县委和政府认识到社会重建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把社会重建放在一切工作的中心。据介绍，2007年始，巫溪把大量的精力放在潜心研究“方法论”上，探索了网格化的系统实践，落实“三重组织生活”和回乡实践等制度，从解决问题入手，捕捉、激发、利用群众的智慧，着力唤醒边远贫困地区群众沉睡的主人翁意识，通过社会重构，培育群众的自尊、自信，帮他们找到归属感、幸福感和方向感，并提炼出《把农民组织起来》的调研文章，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批示。

“用共同的梦想凝聚人心，用榜样的力量营造民风，用参与的方式实行互动，用群众的办法治理农村，用网格化组织覆盖城乡。”巫溪县委县政府从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社会建设的理念和方法，被称为五招破题之道。

据了解，如今，该县县城的北门沟小区，居民们在政府支持下组织起来投工投劳，把一条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的“龙须沟”清理成一条干净敞亮的街道，北门沟的群众评价县委县政府：“1000万也买不来老百姓的民心！”该县文峰镇三宝村，党员一帮一带动贫困户致富，“和事堂”调解大量的民事纠纷，让全村洋溢着“没有杂质的笑容”。
3、专家：“巫溪样本”对全国将具指导意义

论坛上，社会建设经验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家、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和关心社会建设的媒体记者，通过打破专业壁垒，从现实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出发，同台论道。

专家分析认为，巫溪社会建设得益于动力遇到了推力，最终产生了合力，即：源自民间自发的重建热情，与来自党和政府社会重建的意图不谋而合。这种推力是在充分尊重民间主体地位，充分了解民间社会重建需求，充分吸收了民间智慧基础上的总结与提升。

巫溪在社会建设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党把农民、居民有效地组织起来，既是大势所趋，更是形势所迫。发动组织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市场化城市化中密切党群关系、巩固执政基础、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法宝。郑向东表示，社会重建是一个永不止息的过程，不断地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将使社会重建的事业新美如画。

与会嘉宾对巫溪社会建设的案例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点评——

中国市政工程协会会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主任金德钧先生认为：社会建设是关系城市化质量乃至城市化成败的重大问题，是全局性的战略问题。社会重建的问题解决不好，一个健康、有序、人民安居乐业的城市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巫溪虽然地处偏远地区、经济欠发达，但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积累了可供大家借鉴的宝贵经验：他们在社会建设中坚定地以党建、政府工作为主导，坚持以民众为主体，充分发挥骨干的作用包括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而且注重典型示范，直接面对矛盾，紧紧围绕着民生、民情、民意，用群众的办法扎实地解决问题。

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兼女市长分会执行会长、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理事会副理事长陶斯亮女士认为：巫溪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鲜活的城乡统筹的例子，解决了有钱市长做不到、没钱的市长也做不到的事情，那就是用传统的两个法宝，一个是党的领导，一个是群众路线，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让人民群众感受到了幸福、满意和党对他们的关怀。

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副所长，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浦劬先生认为：从巫溪的城南小区、北门沟社区、三宝村这三个方面的典型案例中，可以看到欠发达地区城市化过程当中的公共治理模式问题。社会建设中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三位一体，称之为公共治理。由于欠发达地区有其特殊性，既不像沿海发达地区那么有钱、有货币的资本，又不像沿海地区那样市场已经发育成了一个机制，市场可以参与和介入公共治理。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实现良好的公共治理，同时能够在发展中实现这样一个欠发达地区的良好的公共秩序和社会建设，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法学博士于建嵘先生认为：巫溪非常重要的经验是：第一，巫溪在城市化进程中，回答了城市建设的主体是人民群众。第二，提到了意愿，即要满足群众的意愿、表达他们的意愿。第三，提到了组织，特别强调民间组织。另外，巫溪强调要建立复合空间，要让城市成为所有人包括穷人、新进城的农民的共同家园，这是非常重要的经验。

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小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周天勇先生认为：我们的社会处在一个变化之中：从计划经济到了市场经济，从以前的单位人、公社人转变到了自由的人，从原来固定的人口转变到迁移、流动的人口，从原来一个工作岗位干一辈子直至退休到要转变许多工作岗位，从原来的家属院管理、村庄管理转变到现在的小区管理，巫溪正是在这个不断变动的社会中如何进行社会重建的治理模式，巫溪做了一个很好的探究。巫溪案例的典型意义就是处理了社会变迁与公共权力的异化这两个问题。

山东省德州市政协副主席许传忠先生认为：巫溪县领导班子自始至终坚持了一条主线，那就是把和谐社会的建设和科学发展观的理念结合到巫溪县的工作实际，而且有机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自始至终把群众关心的一些难点和热点当做他们工作的重点。可见，心中装有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很多事情就容易解决。

深圳华侨城集团原副总经理陈黎曙先生认为，在城市化过程中，一个县尤其是一个欠发达地区，所表现出来的矛盾更加复杂、更加尖锐。以往我们在城市管理方面所采取的模式，大都是政府主导的模式，我们可以尝试去探讨由社区或由城市片区等一个组织、一个机构、一个团体或者是一个企业去治理社区的模式。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于长江先生认为，从巫溪的案例中可以看出乡土情怀，这是社会建设非常重要的基础。由于巫溪是一个贫困县，巫溪没有提GDP，正是有这样的平常心，才能建设平民城市，这反而代表了一个新的方向，是一种新的希望。巫溪的地理位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非货币资产，由于地处三省交界的地方，是很特殊的一个区域，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支点，这个县的发展与否关乎的不仅仅是一个县本身，而是关乎整个区域，可见，巫溪的经验和案例对于区域发展尤其是几个地区交汇处的发展有特殊意义。

作家、维权代表北野先生认为，城市化不可阻挡，要在现行的政治体制情况下找到一条出路，让党既能接受又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又符合现代社会和可持续发展。通过文化和制度建设，使个人的幸福变成现实。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唐惠建先生认为，巫溪的案例充满了生活中的哲学和哲学中的生活，第一是将党的领导贯穿始终，第二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外，巫溪具有划时代意义就是提出了重建社会、让农民组织起来的理念并且都实现了，这对中国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发展将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当然，中国国土面积大，各地差异也很大，方法可因地制宜，但这种重要的理念却可以贯穿其中。

大家一直认为，从巫溪社会重建中可以看到政府公共服务的价值、官民互信的效力；巫溪案例对于我国劳动力输出地将具有借鉴意义，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社区工作具有启示作用，将有利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顺利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