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中国经济振兴，战略方向当是城市化

来源：南方都市报

如果次贷危机所引发的这场萧条，是一场温和的、短期的世界性经济萧条，中国目前的刺激政策就是足够的，因为外需会很快起来。但情况显然不是，所以中国的经济振兴方案就必须立足于应付一场严重的、长期的世界性萧条，必须有战略性的考虑了，而这个战略方向就是城市化。

工业化创造产品，城市化创造需求，中国当前经济存在的种种结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工业化的飞速发展而城市化滞后所致。为城市化补课必须提到中国的战略层面了。本期“中国如何重启城市化”专题分别采访了三位学者。王建主要是从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调整、从当下中国宏观刺激计划的路向和应对这次金融危机的长期准备上论证了中国当下为何要重启城市化；张平关注的视角则是如何降低城市化成本，并在推进城市过程中要保持工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及下轮城市化要选择何种模式；张晓晶则是从拉美城市化的经验教训出发，提醒我们在城市化过程中，要注意把握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之间的均衡。虽然侧重点不同，但三人实际上都是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希望本专题能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人关注和参与讨论中国如何开启下轮城市化。

南方都市报：为应对中国当前的生产过剩危机，当前的宏观调控思维不能再留在2003年，幻想在不调整结构的背景下，以投资拉动来维持增长，很容易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而我知道，你一直在呼吁要启动城市化作为中国走出当前产能过剩危机，以解决经济结构失衡。能否详细谈谈背后的理由？

王建：我已不止在一个场合讲过，如果振兴经济的宏观政策不调整，中国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今年不爆发，明年也会爆发。

自去年9月至今年4月，中国宏观政策从紧到松的调整已经有半年多，从国际国内的宏观调控经验看，宏观调控的效果应该有所显现，然而前四月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仍然比去年四季度又有显著下滑。一直以来，投资都与工业生产走势高度正相关，但现在却出现了投资上，工业值下，这在中国30年的市场化改革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主要原因在于，目前的刺激方向不是在缓解产能过剩，而是在加重。

中国如果不对社会总供求结构作大调整，而是在延续目前经济结构的基础上，由政府来推动产业振兴，把结构调整措施变成了总量扩张措施，其效果会截然相反，反而会加大过剩产能。而延续目前的经济结构增加投资与产出，越往后看，宏观调控的实施空间就越小。

如果次贷危机所引发的这场萧条，是一场温和的、短期的世界性经济萧条，中国目前的刺激政策就是足够的，因为外需会很快起来。但情况显然不是，所以中国的经济振兴方案就必须立足于应付一场严重的、长期的世界性萧条，必须有战略性的考虑了，而这个战略方向就是城市化。

应对危机要立足长远

南方都市报：是，这里面牵扯到对这次危机严重性的判断，如果外需长期不振，那中国的应对策略也必须立足长远。

王建：如果把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看成是一场全球性大萧条的序幕，那么今年才是正剧的开场。这场萧条大戏应分成三幕：一幕是企业倒闭潮；一幕是金融机构倒闭潮；一幕是居民消费与全球贸易萎缩潮，这三幕是交替循环上演的。

发达国家在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后，其国内的部分物质产业能够继续生存而没有外移，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产业资本也跨足虚拟经济领域，以后者的盈利来补前者的亏损，现在虚拟经济垮了，实体经济不仅无法输血，反而被金融机构追债要被抽血。例如通用汽车在2005年来自其金融子公司的利润竞高达80%，通用电器来自其金融子公司的利润也高达一半左右。一个是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商，一个是世界最大的电器生产商，现在都到了要寻求破产保护的边缘。这两个公司是美国物质生产企业的典型代表，很可能在今年上半年就破产，而且会有一大批生产、流通企业在今年相继破产，从而使今年成为世界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危机转化的标志性年份。

再举个例子。日本90年代泡沫破灭后，从1990年到2005年，花了整整15年才走出来，日本的泡沫是多大呢？地产加股市加金融加银行等，它的整个资本市场规模是16万亿(大概地产市场8万亿，金融市场8万亿)。日本15年拿了3000亿去救，没救了。美国现在的泡沫是多大呢？它的衍生金融产品400万亿，然后地产加股票加债券等，大概是200万亿，加起来约600万亿，美国现在拿2万亿去救。如果说日本拿3000亿救16万亿，和美国拿2万亿救600万亿比，美国人拿出来的钱是当年日本人的1/5不到，日本没救了，美国能救得了！

南方都市报：所以要“以长对长”，立足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上。

王建：对，就是需要一个长期政策，实际上就是结构调整政策。在结构不合理时，结构本身是压抑需求的，现在硬刺激出来的这个需求可能过一段时间后就没了，就像露水一样，太阳一出来就蒸发掉了，它起不了抗击作用。这次宏观经济的调整，我觉得决策层还没有看到这次金融危机会带来世界经济长期的衰退，还立足在短期视线上看问题。上两天我跟发改委的几个老同志在聊，大家基本上都同意“十二五”是个大调整期。而在我看来，调整的核心就是启动城市化。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是与城市化相连的？

王建：结构调整的对象是内外失衡问题，投资消费问题，产能过剩问题。这些问题都与城市化息息相关。

现代国家的经济现代化是依托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两个过程完成的。工业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两者不可分割，因为工业化所创造的现代消费品是面向城市人口的，而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分工要求，也只有在城市体系中才能得以顺利实现。工业化要以城市化为基础，城市化则要靠工业化来推动，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

城市化创造需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会引发大规模的投资需求。一是会引发生产性投资，为转入城市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是会引发建设城市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三是会引发房地产投资，以满足城市人口的居住需求和企业的发展需求。粗略地计算，中国从2003-2008年，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大约会引出50万元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第二，城市化会引发更多的消费需求。因为城市人口收入要高于农村，能消费更多的商品，而且现代大工业所生产的消费品，都是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为使用条件的。城市人口比重的提升就会带来消费总量的扩张。

第三，服务产业的发展也是与城市规模的扩张密不可分的。不仅依托于城市的大工业体系发展，必须有与之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体系，如流通与通讯服务体系、金融与法律服务体系、劳动力市场与交易体系等，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也离不开商业服务与医疗、娱乐等服务产业的发展，而农村受到人口聚集程度和收入水平的限制，服务产业发展空间较小。

城市化是解开经济结构问题的钥匙

南方都市报：其实，中国之所以内需不振恰与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滞后有关。农村市场天生消费力匮乏，工业生产的产品只好转向外部市场，于是就出现内外失衡，产能过剩等问题。

王建：中国改革前30年为了完成需要高积累把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农村作为主要的积累机制，只要工业化而没有城市化。导致1978年从第二产业比重和工人人均资本拥有量看，中国已相当于人均3000美元G D P的中等发达国家的工业水平，但从农村人口比重看，却只相当于人均200美元国家的水平，这就是“二元结构”，即先进的工业与落后的农村并存。二元结构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但在1978年时以中国为甚。据当时世行的统计，用比较劳动生产率来衡量的二元结构强度，世界发展中国家平均为3倍，最高的国家也刚超过4倍，而中国当年是6.1倍。

 

改革开放以来这30年，为了给长期欠缺的轻工业发展补课，也为了解决庞大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在全社会资本积累不足的背景下，从节省城市化成本出发，从80年代中期开始，又长期实行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政策。农村工业化虽获得推进，轻重工业比例关系也得以优化，但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矛盾仍然没有解决，二元结构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出现了强化趋势。到2003年，农业与非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倍数，从1978年的6.1倍上升到6.6倍，到2007年虽然由于本轮工业化所带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又回落到5.4倍，但是今年随着城市经济萎缩及其所产生的农民工倒流，估计又会回升到6倍以上。

由于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经济结构：从产出水平看，已经达到了可以满足人均收入3000美元国家的生产能力，但是从需求水平看，由于占人口主体的农村人口人均收入水平去年只有4761元，折合美元只有700美元，导致国内需求总规模与供给总规模严重不对称，由此就形成了社会经济总量循环过程中的巨大断裂层，这是中国形成长期过高的储蓄率，以至于不得不长期高度依赖外需的基本原因之一。也导致了贸易顺差长期化格局。

同时，由于城市化严重滞后，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农村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拉大。2007年，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占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是77%，而同年城市居民人均消费占收入的比例是67%，说明城市居民家庭的储蓄能力比农村居民要高出10个百分点。城市人口虽然不是主体，但因为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倍以上，1/3的人口比重却占有超过70%的居民总收入，城市人口的储蓄能力强就导致了过高储蓄率的发生，相应抑制了消费总量与供给总量的平衡过程，由此引发生产过剩。

南方都市报：如果你从中国这60年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历程来看，每一步似乎都有它的理由，但在每一个阶段都没能及时调整，最后才酿成中国经济结构现在的失衡局面。

王建：所以中国下一步的战略调整要在城市化上做文章，城市化是纲，纲举目才能张。中国经济的所有问题都在这个扣里面，城乡二元结构必须要打破，只有打破了才能解开这个扣，从而释放出巨大的需求空间，为中国创造出一个可以长期增长的内需。即便没有这场世界性危机，中国也会由于长期积累的结构矛盾，必然出现一个为城市化补课的城市化高潮，而且这也是中国经济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内生性要求。

如果说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中国还存在资本不足问题，到了今天中国已经出现了大量资本和产品剩余，到2008年底，中国银行[3.94 1.55%]体系内的存贷差规模已高达17万亿元人民币，还有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量剩余资本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要在城市经济中结合，就可以形成现实的生产力，所欠的只是政府是否有推动这种结合的意愿。

2003年以来，随着中国的工业化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以石油、铁矿和有色金属矿所代表的重工业所需资源性产品消耗，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瓶颈。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这些资源的国际依赖率不断提高，近年来在国际贸易中，新增石油贸易量的40%是流向了中国，铁矿砂和铜、铝等有色金属进口则占到了80%-90%。中国的城市化将会带来更多的城市人口和资源需求，对国内和国际资源都是巨大压力。如果在本轮经济增长中同时为城市化补课，中国面临的资源压力及其所引起的资源价格上涨就会更猛烈，但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化和长期持续前景，给中国在此时推动城市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空间和机会，因为全球经济落潮引起全球资源需求减少和价格下跌，中国在这时启动城市化进程，就会减少很多国际麻烦与支付更低的成本。目前的国内国际因素都在推动中国立即推出城市化战略“此时不动，更待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