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人的健康程度需要有许多重要指标来描述一样,城市这个‘大身体’也应该用指标来衡量,如果只是很简单地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方面做一些考虑,就去制定城市发展的规划,显然是有些粗糙、有点武断了。”
这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对于《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报告给出的寄语。2018年末,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与云河都市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研讨会”召开,中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298个)被进行了一次全面的量化评价。
报告显示,在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综合排名中,北京、上海、深圳分列前三位,广州、天津、杭州、重庆、成都、南京、武汉则位居第4位到第10位。
“报告不仅是评价,也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专家组首席专家、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指出。
当下,城市作为国家重要的组成细胞,正逐渐进入现代化管理时代。未来的前进方向何在?
去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浦东新区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考察时强调,城市管理搞得好,社会才能稳定、经济才能发展。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更是人们生活的空间载体,小到背街小巷的治理,大到城市功能区规划,再到全面治污、治堵,其总原则都离不开“一流治理”,具体落脚点就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各地在探路“一流治理”方面做出了许多有益尝试。近日,《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深入一些城市进行了实地调研采访。
在江苏省溧阳市,从新桥村和松岭村的先行试点,到如今覆盖全市所有175个行政村,百姓议事堂已经成为当地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连心桥”、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调处群众矛盾纠纷的“草药方”、基层民主法治的“阳光房”。除了广受赞誉的百姓议事堂基层治理模式,溧阳还在努力打造“溧即办”品牌,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打造优质营商环境方面进行努力探索。
在北京市朝阳区高井村里,则藏着一个“数字大脑”,统管着村里方方面面的数据。线上“三公开”,村民随时随地可查账,健康数据库成为了全村的“智慧医生”,通过建设“智慧高井”大数据平台,高井村在社会治理工作上走出了一条效果显著的特色之路。
在浙江省嘉兴市桐乡,从“乌镇管家”到“警社大联盟”,乌镇不断在社会治理方面进行着有益的尝试。曾以“全民参与”声名远播的“乌镇管家”诞生于2015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前,现已发展壮大为一支4000余人的队伍。2018年10月,“乌镇管家”迎来了它的升级版。在“乌镇管家”队伍日渐成熟的基础上,乌镇派出所成立了“警社大联盟”,既充实了社会“自治”队伍,也弥补了过去“乌镇管家”在某些专业领域的空白。
在新时代,城市治理的核心无疑是价值构建,要建立植根于市民内心的价值认同,让更多社会力量从“旁观者”“批判者”转为“参与者”“建设者”,让“他们”成为“我们”,形成价值趋同、目标一致的共同体。城市在向“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方向前进的同时,该如何破解基层反映比较强烈的权责脱节等难题呢?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讲到“要在全国东、中、西部选择一批城市,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郭声琨还提出,下一步将继续推广“最多跑一次”“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不见面审批”等措施,推动公共服务个性化、全时化、定制化,并将打造矛盾风险防控新模式,从源头上破解“案多人少”难题。
未来,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还需要在个性、全时、定制等方面做出更多的探索。
城市如何由“管”到“治”
城市治理的核心是价值构建,要建立植根于市民内心的价值认同,让更多社会力量从“旁观者”“批判者”转为“参与者”“建设者”,让“他们”成为“我们”,形成价值趋同、目标一致的共同体。
早在春秋时代,老子提出的“政善治,事善能”就表达了国家“善治”的境界与观念。从“管”到“治”已经成为全球政府治国转型的大趋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提到“治理”9次,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则至少23次提到了“治理”一词。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制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城市,作为国家重要的组成细胞,正逐渐进入现代化治理时代。
“旁观者”变身“参与者”
作为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是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于一体的庞大载体,城市治理现代化,无疑是推动国家治理迈向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城市管理与城市治理,虽有一字之差,但本质都是处理城市与市民的关系。然而,恰恰是这一字之变,却折射出了城市与市民之间关系的大变化与时代的进步。
何为现代化城市治理?对此,原秦皇岛市社科联主席卢爱兵认为,现代化的城市治理理念主要包括:政府、公共机构、组织和个人要形成“我们”的理念;要体现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法治化的理念;要体现提高市民素质和增加人民福祉的理念。
城市现代化治理的内涵之一“我们”这个理念,实际上与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的“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相吻合。千年古镇乌镇借助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之机,培养了一支数千人的“乌镇管家”队伍,既充分发挥了本地人熟悉环境的优势,又有效降低了行政管理成本,让社会治理更加完善有效。与其异曲同工的是成都市青羊区少城街道,在推进背街小巷综合整治时设置“管理街长”,让群众作为环境监督员参与整治。
以小窥大。显然,与主体一元化为特征的管理相比,治理的主体除了党和政府有关部门,还切实考虑到了居民的现实需求与作用,更为多元。当然,除了党和政府有关部门、民众之外,社会组织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推进社会综合治理的实践过程中,各地社会组织不断总结经验、推陈出新、大胆尝试,逐渐探索出诸多地方样本。广东省汕头市研究探索成立“城乡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以此构建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组织管理体系,整合社区社会资源,拓宽社会参与社区治理渠道。湖北省积极推动社区公益创投活动,并由城市社区逐步向农村拓展,不断促进社区工作者专业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推进城乡居民自治,探索出一种融入式“三社联动”机制。
对此,卢爱兵提到,城市治理的核心是价值构建,要建立植根于市民内心的价值认同,要体现平等和尊重的主体价值观,要广泛吸纳社会多元主体,倾听群众声音,让更多社会力量从“旁观者”“批判者”转为“参与者”“建设者”,让“他们”成为“我们”,形成价值趋同、目标一致的共同体。
新技术给治理插上“翅膀”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后,现代科技成果融入城市治理之中是应有之义。让生活更美好,是城市现代化治理的目标,当然,也是科技带给人们的红利。近年来,各地依托大数据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打造智慧城市,就是科技在城市现代化治理升级中的成果。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智慧城市将从“找政府办事”走向“政府主动服务”的新时代。
近年来,国务院陆续发布了加强“互联网+政务”建设部署以及一系列政策文件,为城市现代化治理提供了政策保障。多地陆续推出了政务APP、新媒体、云平台、大数据平台、微信服务、便民服务终端、小程序等多种应用模式,覆盖了城市管理、公安、审批、信用、交通、金融、社保医保、教育、税务、国土、就业创业、商事服务、居住等多个领域。
作为先试先行的社会治理创新样本,浙江省衢州市的做法特别亮眼。衢州提出全面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力打造“中国基层治理最优城市”。做深做好“互联网+政务服务”“党建+基层治理”两大文章,通过“制度设计+技术支撑”,着力构建以“四大五加”(大党建统领、大联动治理、大数据应用、大融合推进,“网络+网格”“线上+线下”“制度+技术”“公转+自转”“共性+个性”)为主要内容的体系架构和“主”字型运行架构,加快形成执法管理服务“三位一体”、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人防物防技防“三防齐抓”、共建共治共享“三共并推”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放眼全国,辽宁省沈阳市推出智慧社区建设实施方案,广东省深圳市确定了智能交通总体框架,广东省中山市公安局建设“智慧公安”,贵州省贵阳市设置政务服务网企业及个人专属网页平台,上海市徐汇区推出24小时不打烊政务服务,福建省厦门市推出“家住厦门”智慧小区共治平台……都在通过各种形式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水平。
对于时下流行的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中山大学兼职教授王露曾经发表过题为《大数据推动城市治理变革 塑造城市美好未来》的演讲,其中提到“运用大数据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潜力无限”,在王露看来,大数据的应用能够揭示传统技术方式难以展现的内容,极大提升政府整体的数据分析能力,为有效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新的技术手段。
北京市朝阳区高井村就利用“智慧高井”大数据平台走出了社会治理的特色之路。“智慧高井”大数据平台中有一个最受当地百姓欢迎的板块——“健康高井”,实现了村民历年健康体检数据的全面分析,可供村民随时查看。浙江则利用大数据技术创建了首个省级商务信用公共服务平台试点——浙江省商务信用公众服务平台。
随着城镇化的过程加快,一个“城市中国”时代正在到来。正是因为快速城市化,城市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越来越多,给城市治理带来诸多现实困境。正如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周红云所说,当前城市治理现状主要表现为——在城市治理主体上,社会发育不足、城乡主体发展不均衡;在城市治理结构上,政府强、市场和社会力量弱;在城市治理方式上,行政强、法治弱、参与少。
周红云认为,城市治理的未来趋势要注重价值引领,让城市更美好。更新城市管理理念,城市权力从“政府本位”转向“社会本位”,城市管理不只是政府的职能,市场、社会都要参与进来。改变管理方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从刚性向柔性管理转变,从静态向动态转变。要加强法治,从行政主导向依法治理转变。
现代城市的治理必须是依法治理,这也是依法治国的要求。2015年1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推进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要主动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以城市管理现代化为指向,坚持以人为本、源头治理、权责一致、协调创新的原则,理顺管理体制,提高执法水平,完善城市管理,构建权责明晰、服务为先、管理优化、执法规范、安全有序的城市管理体制,让城市成为人民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有力依托。
以人为本、科学管理,依旧是现代城市治理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这也是不少城市屡屡提出精准治理的原因之一。城市治理拿出“绣花”的功夫进行精细化科学治理,实现城市管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全覆盖、无盲区,从而使城市服务与群众日常生活所需精准对接,让人们享有更多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