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1元能做什么？在大城市里，可能连买1瓶矿泉水都有点勉强。但在浙江省建德市乾潭镇梅塘村卫生室，一枚小小的1元硬币既是诊疗费，还是药费、输液费、针灸费、包扎费……73岁的村医吴光潮在乡村卫生室坚守了50多年，“1元看病”的老规矩，从1983年起延续至今，他也因此赢得了“1元医生”的雅号。（见1月11日的《中国青年报》）

　　“1元医生”之所以引人注目，受人尊敬，关键是在时下“看病贵”的情况下，显得十分另类，让人不敢想像，好像在童话里一般。而真实的“1元医生”已经存在了25年，已经造福村民25年，虽然是吴医生的职业本能，却凸显了悬壶济世的高贵情操，让人刮目相看。

　　按理说，医生给人看病，不该开的药，一分钱也多，该开的药，1000元也不多，适合患者的药才是最好的药。而今，“1元医生”的出现，就证明了这个道理。

　　问题是，一些医生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或者明白了这个道理却不像吴医生这么做，非要开“大处方药”，行“过度医疗”。如有位家长的孩子一岁半时得了病毒性疱疹，山东胶州市某医院的一位看似仁慈的女医生给开了190块钱的药，后来家长才得知病毒性疱疹是自愈性的口腔疾病，不用服药，几天后就会好。试想，如果这位女医生能够像吴医生这样，处处为病人着想，这位家长就不必花190块的冤枉钱了。

　　当然，看一次病只花190块钱，只是“小巫”，还有张先生在广州某二甲后勤医院治疗慢性前列腺炎，11天花了4万多，其中光物理治疗一项就花费了2万多。至于深圳患者褚少侠住院119天，花费92.27万元；哈尔滨患者翁文辉住院82天，花费138.9万元等，就不必罗列了。对于这种“大处方药”、“过度医疗”等行为造成的“看病贵”，人们习惯于把责任推给医生，说是医生的医德败坏。诚然，其中不乏医德败坏者，但更多的是“胳膊扭不过大腿”。试想，在时下一些医院下达“创收任务”的背景下，又缺乏外部刚性制度监管的保障，导致推行良好的医德医风者不仅无法生存，还会被打入“另类”，成为“走廊医生”，谁还能开“小处方药”？

　　“1元医生”受人尊敬与称道，不仅源于医生的医德医风的匡正，而且源于医疗机制的创新。试想，如果给乡村卫生院也下达“创收任务”，医生完不成任务扣工资，谁敢看一次病只收1元钱？可见，推广““1元医生”，让群众受益，必须改革现行的医院考核制度，禁止把医生处方权与医院的经济利益挂钩，禁止给医生下达“创收任务”，真正摆正医院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不要过分强调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社会效益，从而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医疗服务理念，使医生的高尚医德的弘扬有制度支撑；否则，想要让类似的“1元医生”遍地开花，可能是白日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