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则是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制度桎梏。

中央政府为了推进城市化进程，正在重庆、成渝、长株潭、武汉1+8、珠三角、长三角等区域进行改革试点，去年浙江省嘉兴市新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全面启动，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统一为“嘉兴居民”。今年，河南省洛阳市推出的户籍改革以及广东省广州市全力推进的“城乡户籍一元化”改革的消息，均成为最近各界关注的热点。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近两年来的调研发现，目前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通常是不愿被城市化，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却期待被城市化。

这是因为在经济发达地区，土地因城市化而明显增值，宅基地因此而身价倍增，另外，因经济发达就业充分，农民既不失地，还可做“兼职”，并且还可生二胎，广州市社科院科研处处长彭澎将其戏称为“一等市民”。因此，笔者认为，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应该加快推进城市化，一方面可以降低城市化的“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启动农村市场，拉动内需。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因受经济制约，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应量力而行，可以采取先统一户籍制度管理，逐步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措施。

笔者在分析2000年以来的我国各地城市化率统计数据时，发现我国有两种特殊的被城市化现象，一种是真正的被城市化，其人群主要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表现为“乡村→小城镇→县级市（县城）→地级市→省会城市→国际大都市”转移的模式，由于户籍制度问题，他们只能利用自身的财富市场化地实现了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在“户口”统计上，这一群体存在被重复登记的可能。

另一种笔者将其称之为“半城市化”——农民工进城打工不是完全被城市化，只能说是推动了城市化，像中国房地产研究会顾云昌副会长曾引用一个农民工说过的一句话，说“中国城市土地太硬了，我盖不了房子，只有回家盖房子”。一个农民工在城市打工，通过五年十年的努力，挣到十万、二十万，回到老家，盖房结婚，过上比当地农民好的多的农村生活。

有专家认为，“户籍一元化”能否顺利推进，关键还是看农民能否从中得到实惠。笔者对此深表赞同，一方面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和环境资源差异比较大，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时应因地制宜，不能盲目攀比，一哄而上；另一方面，农民已经为我国的工业化付出了很大的“贡献”，应该是让农民享受城市化与工业化成果的时候了，对于附属于户口上的“福利”应该逐步实现一视同仁。

很显然，在过去的六十年中，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主要是政府推进的，制度性限制十分典型，在六七十年代甚至发生了制度性的逆城市化现象，近年来发生的以低价强制征地拆迁的城市化资金积累模式，制造了许多的不和谐。可见，要真正实现让全民共享城市化红利，我们还需加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