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报道称，上海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文第24课《打碗碗花》（李天芳著散文），原文中的“外婆”全部被改成了“姥姥”。有网友晒出女儿7年前的课本，那时候还是“外婆”，并未做改动。

　　很多人不解，教材中为什么要把“外婆”改成“姥姥”呢？有网友找出了去年上海市教委针对这一问题的答复。上海教委认为，“姥姥”是普通话语词汇，而“外婆”属于方言。

　　上海语文课本的这一改动，貌似微不足道，却涉及好几个重要的语言问题。

　　“姥姥”是普通话，“外婆”是方言？

　　查询《北京方言词典》（商务印书馆1985年出版），在“姥姥”的词条下面，有这样几种解释：一是儿童称老年妇女，如刘姥姥；二是反驳词，相当于“哼”“胡说”；三是用于坚决反对，有“任何人”的意思，如“姥姥来了我也不给”；四是指外婆。

　　之所以引述这段，只想说明两点：其一，外婆并不是方言，而是普通话，解释“姥姥”的时候就用到了“外婆”。因为在词典中是不能用方言解释方言的，除非方言已经成为了通用语。

　　其二，姥姥本来也是方言，或者说，既是方言，也是普通话。如果说因为“外婆”是方言而不能进教材，那么，“姥姥”也恐有方言之嫌。

　　而且，如果从语义上分析，“外婆”可能比“姥姥”更能清晰地表达当事人的身份。因为中国人的称呼不仅仅是称呼，更是一种身份的确认，用称呼来标示关系的远近亲疏。比如，内亲和外戚是不同的，内是同姓，外是不同姓，内是父族，外是母族。“外婆”的“外”，就是准确地表明了身份。

　　方言和普通话到底是什么关系？

　　事实上，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并非彼此对立，互相排斥。从历史上看，汉语言一直是双轨的，一面是民族共同语，一面是方言。二者并行不悖。

　　《论语》记载，孔子当时和弟子们讲《诗》《书》用的就是雅言，执行重要典礼、仪式的时候，也要用共同语——雅言。回到家中，则讲当地方言。

　　也就是说，共同语在公共场合使用，方言在家人之间，或者村里乡人的相聚场合使用，这就是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双轨并行的语言现象。

　　上古时代的汉民族共同语称为“雅言”，汉代称为“通语”，明清时代称为“官话”，民国初年称为“国语”，新中国以后叫“普通话”，名异实同，本质都是民族共同语。

　　而且共同语的形成，正是不同方言区的人们为了沟通的需要，不断相互模仿、迁就、调整、融合而逐渐产生的。从这个角度说，没有方言，就没有共同语。

　　方言一旦消失，也会影响共同语的发展。因为共同语在演化过程中，在不断吸收方言的成分以丰富自己。比如，现在普通话中的“尴尬”是从吴方言中吸收的，“煤炭”是从客家方言吸收的等。近年来，“讨说法”“大忽悠”等方言被大众接受并进入普通话，也是方言影响共同语的明证。

　　即使在推广普通话的语境下，方言和普通话也是不矛盾的。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就曾指出：“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的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也不能用人为的办法来消灭。”

　　该怎么对待课文中的“方言”？

　　其实，如果对语文课本稍有印象，很多人会发现，许多课文都有方言的痕迹。

　　比如，《孔乙己》里“主顾也没有好声气”中的“声气”，《背影》里“父亲还了亏空”中的“亏空”，都有方言的影子。

　　而且，如上所述，普通话是各地方言共同融合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今天学习普通话，就是在学习各地的方言。学习普通话，课本中的方言不仅无害，而且有益。

　　更重要的是，语言文字的学习应该首先坚持尊重文本的原则。文本是由语言文字组成的文学实体，相对于作者、世界构成一个独立、自足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可能富含历史的、社会的、情感的等多方面的信息。拆解一个有价值的文本，如同进行一次文本上的考古发掘，其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

　　因此，不尊重文本，对文本的任意删改，都是对原有信息系统的破坏，这不仅仅是文字问题，更是态度问题。

　　尊重文本是学习语文的基础，也是选编教材的基本态度。这是语文学习的内在要求，也是学好语文的前提条件。